“銀胡祿”可能善於射術，“銀鞍直”可能長於騎戰，它們都是當時軍閥割據集團對地區民族資源利用的直接結果。
李存勖建立的“契丹直”軍事組織即由此而來。
至於“銀鞍契丹直”及其歷史結局的話，王思同逃奔太原時為後梁開平元年(907年)。
此後，史籍在記載太原的軍隊時就經常見到契丹騎兵，如晉王李存勖天佑十五年(918年)八月“大閱於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沼，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眾十餘萬，部陣嚴肅，旌甲照耀，師旅之盛，近代為最。”
此次閱兵包括了契丹人在內的諸多遊牧部落。
《資治通鎰》對此事記載得更加明白“晉王謀大舉人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沼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鍥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並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卅。”
除去各鎮的兵力外，契丹等遊牧民族的兵力也有數萬之多，且其來源皆屬“山後”或“山北”地區。
這說明服從太原晉政權指揮與調動的契丹等遊牧民族部落，並不是契丹本部而是居住在“山後八州”地區的遊牧人口。
他們自唐朝以來世代居於此，不僅成為幽州藩帥用兵中原的主要力量，也成為燕，雲地帶用以抵禦契丹等遊牧民族部落南下的主要力量。
那麼，後唐莊宗李存勖是否也有專門以契丹人組建的軍隊呢?
除前述王重裔曾經“事莊宗為廳直，管契丹直”。
包括後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時，也仍然有“契丹直”的存在，不過此時的“契丹直”已經更大程度地轉化為一種專門針對契丹政權設立的政治機構。
據史書記載，天成三年閏八月戊申，“趙德鈞獻俘於闕下，其蕃將惕隱等五十人留於親衛，餘契丹六百人皆斬之”
像是唐書明宗紀五中的的''親衛''即指“契丹直”，天成三年即遼朝天顯三年(928年)。
此次俘虜的六七百名契丹人，是遼太宗派來救援定州王都的兩員大將禿餒(鐵刺)和涅裡袞(即蕃將惕隱)分別率領的軍兵。
此事，《遼史太宗紀上》也有記載，但未言“契丹直”事。
《新五代史》及《五代會要》等則對“契丹直”記載頗詳“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即惕隱涅裡袞——筆者)，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
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獲番將惕隱已下六百餘人至京師，明宗皆赦之，選其尤壯健者，立為契丹直。
而禿餒與惕隱涅裡袞(即赫邈)兩人被俘後，禿餒被殺，赫邈則被赦免並充任後唐的親衛軍，用意在於對契丹的分化政策並已達到目的。
即使到了之後的10世紀後期，北宋政權也延續了“契丹的存在，但人員數目很少，已是“設而不用”的招徠機構，起著招慰或分化契丹政權的作用。
但是，唐朝末年，劉仁恭，劉守光父子統治幽州時(895，913年)建立的“銀胡祿”組織，可能就是後來幽州藩鎮擁有的“契丹銀鞍直”或“銀鞍契丹直”的前身。
因為，後唐時期幽州藩鎮擁有一支數目較大的“銀鞍契丹直”，並在輔助和維護後唐政權的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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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軍隊結構如何，創始人是誰等，都已無法得其詳，僅知趙德均在擔任幽州節度使時，曾擁有這樣一支數目龐大的軍事武裝力量，並在清泰三年(936年)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迫降趙德鈞於鎮州團柏谷時被全部誅另基本終結了“銀鞍契丹直”的歷史活動。
如史稱時契丹主問德鈞日“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
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於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
可見遼太宗耶律德光對於幽州“銀鞍契丹直”具有多麼深刻的歷史仇恨。
它是中原政權的爪牙，也是後唐政權與契丹軍隊激烈交戰時的“奇兵”與“利器”。
據史書記載趙德鈞統率的“銀鞍契丹直”總數3000人，這支隊伍為趙德鈞父子統治幽州以及樹立他們在後唐政權中的地位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幽州軍鎮所擁有的“銀鞍契丹直”隊伍，作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主要以居住在幽州地區的契丹人構成。
但是，它畢竟還沒能囊括居住在幽州境內的契丹人口的全部。
因為，這些“擁有銀質馬鞍的契丹人”，充其量不過是在幽州居住的契丹人中挑選的勇士，而多數的契丹人口仍然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幽州境內，並隨著耶律德光在對中原政權取得的全面勝利中，又重新回到部落社會的懷抱，並對歷史發展繼續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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