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媯，蔚，新，武諸州與隸屬幷州節度的雲，應，朔，儒諸州，共稱山後或稱山北八州)。
在這些州軍中居住的主要人口，多屬依附唐朝而來的遊牧民族部落。
在這些部落的人口中，除已知保持部落形態不變的西部奚外，還有數目眾多的契丹，吐渾，室韋以及沙陀突厥等。
早在劉仁恭統治幽州地區時(895—907年)，就已經充分利用這些獨特的軍事資源了，史稱“奚，臀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
而在《新五代史》中則記載“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祿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
王思同出任的“銀胡祿指揮使”，管轄的應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軍隊。
據《資治通鎰》記載守光囚其父，“銀胡祿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兩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李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
而關於“銀胡祿”的話，《資治通鎰》注日“胡祿，箭室也.“而兩唐書《兵志》的記載，也同樣表明“胡祿”就是騎兵用來裝箭的匣袋。
另外，在宋朝的詞曲中也經常見到用“銀胡祿“與“金僕姑“對舉的用例.“金僕姑“形容的是箭，“銀胡祿“形容的就是盛箭的匣袋.因此，“胡祿“在唐朝時就已是蕃騎必需攜帶的裝備。
而王思同率領的軍隊被冠以“銀胡祿”的稱號，說明它是一支由佩帶銀質箭匣為標誌的軍事力量。
那麼，這支軍隊為何稱為“銀胡祿”呢?有兩點足資借鑑。
其一，五代時期，藩鎮之間崇尚誇耀“軍容”之風。
如後晉安重榮之亂，“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
趙彥之率領的軍隊就是一支待遇好，戰鬥力強的部隊，也是崇尚誇耀軍容的具體表現。
還有，天韋佔七蔚州，《資治通鑑》卷二六六《後粱紀一》第8672，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己酉條注，作檀州，日“盧龍以媯，檀，新，武四州為山後。”
同時在公元910年，周德威與後梁大將韓勃對陣時，“韓勃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耀，望之森然。”
韓勃的三萬精兵，也是一支待遇好，戰鬥力強的精銳之師。
當時藩帥各有“精兵”，不僅厚加給養而且裝飾光鮮，這是形勢使然，目的在於以恩寵邀人心，五代時期，莫不如此。
其二，遊牧民族歷來有用金銀裝飾器物的習俗如“銀胡祿”，就是用銀片(或銀葉)裝飾起來的箭匣，這種裝飾習慣也是草原民族的通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年)二月，“藥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祿”，即用金葉裝飾起來的箭匣(或箭袋）。
而遊牧民族對於馬具的裝飾也是如此，所以，契丹鞍具的樣式，在五代時就已風靡中原，號稱“契丹樣”其不僅製作精美，而且裝飾華麗，成為當時互相贈送的禮物，以及中原政權三令五申禁止製造的禁品。
晉王李存勖於913年吞餅幽州地區之後，也積極利用燕雲地帶或“山後八州”豐富的軍事資源，史稱“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兩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
與李承約一起歸降晉王的幽州軍將還有王思同，從晉王對這些降將建立的軍額軍號來看，無疑認為他們的歸屬會起到“匡威定霸”的奇效。
所以，李存勖在獲得幽州地區後，立即扭轉了與後梁抗衡的頹勢狀態，並任命心腹大將專門管理“山後八州”地區。
晉王及後唐時期，管理“山後八州”的專門機構是新州團練使，又稱“山北團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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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此後，太原鎮的“胡騎”在軍閥割據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910年與後梁爆發的“柏鄉之戰。”
“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
“山後八州”資源的重要，也引起了其他割據政權的垂涎與羨慕，朱全忠就是如此。
史稱周知裕“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粱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
朱全忠的“歸化軍“，頗有拾人牙慧，用其孑遺的意味。
由於山後地區充沛的軍事資源，造成了幽，並地區成為天下強藩;又因為幽，並兩鎮的統合，造成了五代時期多朝天子皆出太原的特殊現象。
當然，幽，並兩鎮不僅擁有強大的騎兵，還根據民族部落的不同特點，組織了不同稱號的軍隊。
但用契丹人組成軍隊並直接投入軍閥混戰的戰場，則首見於劉仁恭割據幽州時期。
因此，所謂“契丹銀鞍直”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或出現的。
兵員構成以契丹人為主，配備的馬具(鞍)質量佳好，多以銀葉鑲嵌，故名“銀鞍直。”
其實，“銀胡祿”與“銀鞍直”(或契丹直)一樣，都是藩鎮或割據政權利用遊牧民族長於騎射的特點組織的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