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對中原安全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戰略要地的丟失，給宋王朝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連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也不得不定下“先南後北”的統一方略，並設立封樁庫以備伐遼(《宋史紀事本末》載：趙匡胤於乾德三年八月設定封樁庫，打算蓄滿四五百萬後，向契丹贖買幽燕之地。
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絹賜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後來宋太宗伐遼，因進退失據和指揮失當而遭遇慘痛失敗。
收復燕雲十六州成為宋王朝永遠沒能完成的夢想。
直到明朝建立後燕雲十六州才重回中原王朝之手，石敬瑭的毒流了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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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敵國的馬匹禁運。
與宋先後對峙的遼、夏、金、蒙等國，深知自身的優勢在於騎兵。
所以為了保持這種優勢，這三國長期一來都對宋朝實行馬匹禁運。
雖然透過走私貿易宋朝也能獲得一些馬匹，但數量和質量遠遠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
而且官養軍馬耗費巨大，效果不佳，根本無法建立一支剽悍的騎兵與北方遊牧民族抗衡。
王安石變法試圖以“保馬法”改革這一弊端，但收效甚微。
沒有強大的騎兵使宋軍在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中付出了巨大代價。
雖然宋軍以高度的智慧總結出一系列
“步兵破騎兵”的戰術，並取得了像郾城之戰那樣的大捷，但由於騎兵行動迅捷，很難全殲敵軍，始終無法畢其功於一役。
三是技術革命的瓶頸制約。
北宋時期《夢溪筆談》的問世標誌著工匠傳統與哲學傳統合流趨勢的出現，在後來的西方，這是科技革命的先聲。
但是“靖康之變”打斷和延緩了這一程序，隨著大批能工巧匠在北宋滅亡的動亂中流離失所、損失慘重，加上主要礦業基地的丟失(特別是集中於北方的鐵礦)，使南宋科技發展遭遇瓶頸。
儘管南宋在火藥火器的製作上取得進展，但距離革命性的突破還需時日，因而火器始終只能作為冷兵器的補充參加戰鬥。
更不幸的是，金、蒙軍隊也在作戰中獲取了火器的製法(蒙古軍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後，特別注意蒐羅工匠，為他們製造火箭、火球、火槍等火器。)，從而抵消了宋軍的火力優勢。
蒙古西征後得到回回巨炮(一種巨大的拋石機)，又打破了宋軍守城的優勢。
我們無法設想再過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熱兵器工藝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鐵炮)，我們只知道蒙古人沒有再給宋朝這樣的機會，偉大的宋朝儘管擁有遙遙領先的科技優勢，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鐵蹄下化為了廢墟。
這是冷兵器時代文明無法迴避的悲哀!
因此我們再回到正題，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麼?
作者菌認為，很大的癥結在於“家天下”的政體本身。
儘管趙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設計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但他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子孫能和自己一樣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夠和自己—樣勤國是，勵精圖治。
綜觀兩宋驚人相似的滅亡，無不與他的不肖子孫道德淪喪和戰略失誤有關。
道德淪喪，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王朝和國家的衰亡都從道德淪喪開始，兩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認為，北宋王朝歷經了政治上從積極改革到意氣用事再到私慾橫行，軍事上從求勝心切到戰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從寬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鮮恥，最終無可奈何走向衰亡的過程。
而到了南宋，連改革的勇氣都沒有了(南宋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著半壁江山在主戰還是主和的爭論中逐漸走向荒淫無恥、腐化墮落。
而這一切問題的出現，都指向於當權者的道德淪喪。
我們知道，支撐有宋一代精神脊樑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和“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士人風骨”。
這種風骨，在北宋表現為蘇軾筆下的“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泣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在南宋表現為文天祥筆下的“天地正氣”：“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