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國人乾脆讚譽北宋是”人類第二個千年的領頭!”
“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
——斯塔夫裡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與歷代統治者“重農抑商”(所謂“重農”往往“傷農”)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視商業的發展，講求“理財求富”之道，以一系列積極的經濟政策推動宋朝走向商業繁榮的鼎盛時代。
如果說近代大國的崛起“重商主義”是一個重要原因的話，那麼重商主義同樣是兩宋所以興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養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長。
要知道宋代開國時，由於多年戰亂，全國人口不過1000多萬。
隨著“承平日久，戶口歲增”，人口增長速度驚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太宗時，達到686萬戶；真宗景德3年(1006)741萬戶；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萬戶。
到北宋中後期，中國人口在歷史上首次達到1億，為唐朝極盛時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長和生產的發展增加了商品交換的需要，宋代“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則成為商品經濟繁榮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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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將土地兼併視為“國之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希圖讓耕者有其田，不至於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實上恰恰相反，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國陷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無法阻止土地因天災人禍而集中的趨勢。
於是歷史進入了一個可怕的迴圈：失地農民挺而走險揭竿而起，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王朝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萬自耕農一—土地非法集中，國家失去稅源，農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這週期性的大動亂中，中華文明一次次被毀滅、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卻使其成功跳出這一歷史的迴圈：—方面”不抑兼併”，使得土地經合法渠道向”大戶”手裡集中，促進了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催生大量剩餘勞動力。
一方面鼓勵工商業發展，實現剩餘勞動力轉移，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的繁榮。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數百年後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圈地運動”，與“圈地運動”“每個毛孔裡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併要溫和的多，規模也要大的多。
史載，宋理宗時，土地兼併“有至數千萬畝，或綿亙數百里者”。
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佔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場的土地約佔耕地面積的20％。這樣的規模，已不能簡單的以聚斂和剝削來看待了。
當然，需要說明，宋朝對土地兼併並非放任自流，而是透過控制“官田”加以調控(南宋時官田約有2000萬畝)，透過頒佈皇佑法等對地主的剝削加以限制，給“佃客”以國民待遇(佃客成為國家“編戶”，獲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戶口統計表明，“客戶”已佔全國人口的1／3。
數量龐大的自由民的流動，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和城市的興旺。
正如斯塔夫裡阿洛斯所說：”宋朝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
《宋史》載，“東京居民有20萬戶。”按每戶8人計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一說可證，當時沒有計劃生育，人均壽命較高，中等戶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戶“可達30—40人)，大約有人口150萬左右。
再加上數十萬禁軍(水滸中稱“80萬禁軍”)，幾萬皇親國戚、政府官員及其家眷、傭僕，流動商販、遊民和外國僑民，東京人口應當不下200萬!
這一數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長安、洛陽，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倫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過萬人，到13世紀(南宋後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僅有10萬人口(今天聽到人們稱蘇州為“東方的威尼斯”我就覺得彆扭，宋朝的蘇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華多少倍)。
不只是東京，宋代10萬戶以上的城市還由唐代的十多個增加到40多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南京之後，世界上第4、第5個人口超越百萬的大城市。
北宋時，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萬以上。
東京城內，商業活動活躍異常。
唐朝時，長安城內居民有“坊市之別”，居民住在規劃齊整的坊內，商業活動僅限下午在東西兩市進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別”。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洪流衝擊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虛設。
965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後夜市不禁”，商業活動不再有時間的限制。
仁宗時，商業發展到坊市無法滿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許居民臨街開設邸店(相當於今天的破牆開店)。
於是從此以後，東京城裡再也不聞街鼓之聲，再也無人遏制正常的夜間商業活動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縣鎮，同業的商戶，都組成商行，入行的稱行戶。
東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