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就是約束皇權，君臣共天下。
這不有多說，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優禮士大夫，就是為了與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說：“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發揚此理論，漸漸使之成為制約皇權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書中就向士子灌輸：“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獨裁。
皇帝獨裁，大臣淪為事務官，在宋代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宰相杜範說：“凡廢置予奪，(皇帝)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捨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臺政策，皇帝必須充分徵求臣子意見，“熟議”之後方能頒行。
否則臣下可以“封駁”，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換大臣以外，別無他法。
宋代皇帝還“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筆如刀”，因為有所懼，所以不敢“行亂政”。
以及減輕刑罰，行寬仁之政。
要知道，歷代刑律，以宋代最寬。
像是《宋史刑法志》說：“宋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鑑於唐末、五代嚴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統一中國後，於建隆4年頒行《宋刑統》，集歷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並創變相減輕刑罰的“折杖法”，作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決數。”並廢除了一系列殘酷的刑罰。
為了防止司法官吏製造冤假錯案，宋代在審判上首行“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的監督制約制度，審理、判決兩權分離，對案件實行上下復察制度。
杖刑判決不依法，執行過多者，“允許赴尚書省越訴”，甚至告“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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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親審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決繫囚，多得寬宥”；“太宗在獄，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
“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與今日“疑罪從無”的法制原則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還以“宗室成員不得任中樞要職”防諸王作亂，以健全科舉制廣納賢才，以嚴格制度防宦官專權、後宮干政……在一系列嚴密而寬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最為開明的時代。
於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間，許多在前代以至後世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輪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閒暇，在後苑彈雀玩耍。
一官員稱有要事求見，太祖急召之。
哪知該官員慢條斯理，奏的不過是尋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該官員卻頂嘴說：臣以為此事總比陛下彈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舉起玉斧砸落他兩顆門牙。
該官員不但不謝罪，還把牙齒緩緩揣入懷中。
太祖罵道：難道你還想去告我嗎?官員答道：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也！
太祖聞聽此言急忙謝罪，並賜金帛以示慰問。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積極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宋太宗不無得意地對群臣說：“朕恭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
應該說，太宗此言雖有自誇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實情，可是偏偏群臣聽了不順耳，不但無一人附和，宰相呂蒙正還大潑冷水：“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
太宗聞言，“變色不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