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冗官的問題既然出現了，解決的辦法似乎只有兩個，一個是裁汰冗員，一個是增加財政以應付。
為了保證中央絕對的集權，宋代政府去冗的努力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成績，反而給了官員極優厚的待遇，中級官員如“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絹各十匹，諭德以下春加羅一匹，冬綿三十兩，餘客絹七匹”。
宰相、樞密使則“春冬服各綾二十匹，冬絹三十匹，綿百兩”。
為了維持龐大的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耗費當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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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宋代國家多事，為了御外安內，宋代軍隊數量的增加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據《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記載，宋朝前期常備軍總數為從開寶年間的三十多萬人，到慶曆年間的九十多萬人，不過九十年間，總數增長了二倍多。
可政府的軍費開支又如何呢？
仁宗朝三司使蔡襄曾撰文記，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
要知道宋朝實行募兵制，政府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戰後沒有大幅度地裁軍，數量如此眾多的常備軍，確實給政府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
為了擺脫“國窮民困”的局面，政府於是越來越重視增加收入。
西北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茶鹽之利盡歸於官尚恐不足，如廢禁榷制則“三軍之食於何取之”？
於是無奈之下，政府只有加強了能夠帶來巨大收入的禁榷制度。
以上還只是宋代蠹耗費用的部分情況，再加上其他的如供祭祀和皇室日常開支等，宋代財政時常入不敷出。
胡銓在《論議和》中是這樣論述的：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
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
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
因需財之亟，而求入納之廣，能夠即時起效的禁榷制度，當然成為宋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首選。
商品經濟發展到了宋代，已經達到了中國封建史上的高峰，非農業稅收在宋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神宗以後，宋朝財政來源絕大部分就是二稅以外的稅收了。
因此顯然，既然鹽、酒、茶等物資能夠給政府帶來巨大的收入，實行禁榷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因此，財政結構的變化也是宋代政府加強禁榷制度的一個原因，也是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不過說到這，大家似乎也要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雖然宋朝政府斂財手段之繁多，但其似乎並非一味惟利是圖。
任何政府都不得不考慮其經濟政策給人民帶來的影響。
所以宋代的禁榷制度才會時常更易，但是更易之間又給政府財政收入帶來威脅，因此又不得不收回主動權，屢次恢復禁榷制度。
由於官買榷鹽使人民困於運鹽之役使，於是仁宗天聖八年，詔罷三京及二十八軍州榷法，行通商之法。
改制之後，一年間得錢十五萬緡，然其後收入復減，至康定元年，又於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復舊制，禁商販，不久京師弛榷法。
然收入激減，於是慶曆二年，京師復舊榷法，將所藏之鹽，悉收於官，附加以利益，而官賣之。
是先富國還是先富民，這是一個兩難選擇。
在皇權高於一切的封建王朝，政府選擇的當然只會是前者。
正如宋仁宗親口所說：“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瞻養兵師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
高宗則對宰執言：“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
宋代吸取了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教訓，宋太祖、太宗以及其後繼者陸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強中央集權。
為了抵禦地方經濟勢力對中央的威脅，宋代也加強了禁榷制度，“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由於禁榷的巨大利益，這一制度也成為了政府控制地方的有效手段。
宋朝“國用仰給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損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乎”？
但是，地方對專賣收入的截留也不容忽視，宋初實行食鹽官搬官賣時“鹽莢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