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對禁榷物品的立法更加嚴厲。
為了保證政府的禁榷收入，減少因民間私販造成的收入流失，宋政府制定了嚴刑酷法，與私販者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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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唐代對私販茶是如此規定的：
“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
“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僱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千斤者，皆死。”
“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傜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
而宋代茶法雖然屢有更易，但法律對民間私販的懲處則較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乾德二年，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百錢以上者杖七十，八貫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貿易者，計其直五百錢，流二千里，一貫五百及持仗販易私茶為官司擒捕者，皆死。
到了熙寧七年，於蜀嚴禁私茶交易，稍重則至徒刑。
南宋後主要實行茶引法，在政府的控制範圍內允許園戶與商人進行直接交易，因此私販茶現象有所好轉，但是宋政府仍然加強了對商人持引的規定，商人在整個販茶過程中茶與引必須相隨，“如行不隨茶，並依客人興販引不隨茶條法斷罪施行”。
禁榷制度發展到宋代，“越來越加強，到蔡京集團當權達到了極點，茶、鹽、酒等徵榷制更加嚴密和完備”。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禁榷制度雖然如此發達，但也並非想象中的無孔不入，有宋一代，自由商業一直是存在的，政府對禁榷之內的物品視具體情況予以不同程度的開放，如食品、服裝等民間日常生活用品，一般由民間資本自由經營，國家則予以宏觀管理。
糧食、紡織品、藥品等，由民間資本和國家共同經營。
即使是榷貨中最重要的食鹽、茶、酒麴，甚至是絕對由國家控制的海外貿易，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開放。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
天下之茶，多由政府壟斷行公賣法），惟於川、陝、廣南，聽其自由賣買，這便是自由貿易制。
至於宋榷酒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遣利，所在多請官酤。
三京官所造麴，聽民納直以取。
太宗時，置榷署於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址、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
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鑌鐵、鼊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
“官鬻”指由食鹽由官府自賣，禁止私販，這是全面專賣；而“通商”則指令商人納銀於官，領鹽發賣，這是區域性專賣。
茶在川、陝、廣南是准許自由買賣的。
酒在縣鎮鄉閭也是可以民間自釀的。
由於對海外貿易的過分禁榷遭到了反對，舶貨也被分成了禁榷物和放通行物，而放通行物是允許自由買賣的。
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中最重要的內容，其榷法也是很嚴格的，然而在宋代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其政策也是各不相同的。
官買禁榷即由政府統買統賣，實行專賣，賣引法和合同場法是在政府監控範圍下允許園戶和茶商直接買賣，通商即為允許商人自由買賣茶葉。
宋代的禁榷如此發達，並不是偶然的，其與一定的歷史環境是分不開的。
宋政府加強禁榷制度，首當其衝就是為了維持政府的財政收入。
因為宋朝建國初期，統治者吸取了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教訓，在財制上實行高度的集權，三司和三司使擁有著強大的財權，皇帝對財政的直接控制也得到加強，所以宋初的財政狀況基本上稍好。
但到了太宗統治後期，不注意控制財政開支，冗費問題初步顯露，隨後問題越來越嚴重，南宋時又面臨著強大的金國，戰事失敗，財務空虛，二者又互為因果互相推動。
宋代冗費中最突出的是冗官和冗軍。
宋朝政府廣開科舉，遍佈恩蔭，官僚機構日益龐大。
太宗在位二十年，僅以科舉取士，“登第亦近萬人”，“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
今皇佑元年）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史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才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到嘉佑八年，官吏“十倍於國初”。
當然，這些統計還不包括不入品的小吏，而小吏的數量勢必是隨著官員數量的激增而相應增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