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三年1006年），詔河北轉運司及諸州軍，每詔敕事關機宜事者，謹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洩。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諭邊機之事，“只令知州軍與逐處通判、鈐轄、都監商議施行，其餘官員使臣，不得輒有干預”。
天禧三年1019年），河北緣邊安撫使知雄州劉承宗言。
“北面有密報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復參聞。”從之。
熙寧七年1074年），詔諸路緣邊州軍，應邊軍機地界不下司文字，並於長吏廳置匱封鎖，編目錄申安撫、總管、安撫使、都總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樞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間諜措施從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員出入境，從頻繁的釋出禁書令到規範圖書出版制度，從譏察奸細到設定保密條例，對凡是可能涉及洩露機密的途徑都做好了防範工作，可謂事無鉅細。
要說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並非是一種膽小怕事的表現，相反，它正說明了宋朝對於反間諜的重要性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由此，縱觀整個宋朝歷史，間諜活動數量之多、質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難以相比的，這同宋遼西夏金元時期不斷的軍事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絡。
在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眾多間諜活動，而且還產生了不少用間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舉的，在宋朝，用間已不僅僅只是邊臣一種御邊對敵的重要手段或純粹的個人行為，它已經演變為一項職責。
在用間的問題上是否稱職，甚至成為了這些守臣升降的標準之一。
大量的間諜實踐活動為間諜理論的發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間。
宋朝間諜理論的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兩宋時期朝野內外對間諜活動的認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臨著強敵環視的困境，因此宋朝計程車大夫談兵之風極為盛行。
許多人在向朝廷奏獻安邊策時，都非常強調間諜活動。
在他們看來，要安邊就必須預知敵情，要預知敵情就必須加強間諜活動。
田錫在《上太宗答詔論邊事》中就指出備邊就應該“嚴其城池，明於斥候；謹於烽火，利其甲兵；行間諜以離狄心，禁侵擾以怠敵意。”
他認為“今之御戎，無先用諜。……間諜若行，則夷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鄙自寧。”
王禹偁對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對敵國應“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建議“募邊民諳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
賈昌朝在《上仁宗備邊六事》中明確要求“明探候”，他的理由是“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接著論述了宋太祖命李漢超等鎮守西北邊疆而二十年無外顧之憂，呼籲行重賞“募死力為覘候，而坐知敵情，免陷兵之恥”。
張舜民在《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中也提出了要“謹探報”並指出“古之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覘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
間諜的作用在宋朝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認可，間諜本為耳目，如果沒有間諜將造成嚴重的後果“敵中動靜何從聞知”，“邊臣守將坐成聾瞽，朝廷先事制勝之術疎矣”。
二是兵書的大量出現。宋人所著兵書甚多，在涉及間諜理論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許洞的《虎鈐經》和華嶽的《翠微先生北征錄》。
許洞的用間思想吸取了孫子、李筌的合理核心，並加以推演發展而自成一家。
他在《使間篇第二十二》中提出了用間八術，即“以使者為間”、“以敵人為間”、“反求來言以為間”、“反以來人為間”、“以明間而為間”、“以內嬖為間”、“以讒人為間”、“以鄉人為間”，最後總結道：“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
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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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嶽的用間思想集中在他的《翠微先生北征錄》中，大致可分為三部分：用間的重要性、用間的方法和間諜的招募。
在他的用間思想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將“上智”與“厚利”並舉。
他認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
材之於財，其音雖同，其為物則異；而其為義，則相為盛衰，而不容兩立也。”
人才與資財同是保證用間成功地重要條件。
有人才而無資財則無條件行間；有資財而無人才則無人可行間，唯有材財相用方可成功。
至於宋朝間諜情報活動的影響的話，理論需要實踐來證明的，而實踐也需要理論的指導。
大家可以看到，宋朝間諜理論的完善為其正確有效的開展實踐活動提供了依據。
間諜情報活動的影響已不僅僅只侷限在軍事上，它已經滲入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外交上，間諜活動為宋朝正確處理與鄰國的關係提供了依據。
這一點最明顯的表現在北宋和遼國的關南地之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