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寶元元年1038年），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慶曆六年1046年）十二月，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夏竦言。
“河北沿邊安撫司乞沿邊捕盜官吏，如北界賊人深入近裡，即便收捉。”
“今相度如有外界人入來界內，守把巡攔人輒敢取財物不捉送官，從違制論，若收捉時器伏鬥敵，即許御扞。”從之。
皇佑二年1050年），詔河北轉運司，沿邊四榷場，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當重賞之。
皇佑三年1051年），管勾國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與契丹私相貿易及漏洩機密事者，請以軍法論。在驛諸色人犯者，配流海島。”
治平三年(1066年)七月，詔令沿邊居民三家至五家合為一保，不得舍匿奸細及亡背之人，如敢隱藏或同謀該誘過致資給，並聽保中捕告。
應外奸人，若獲一人賞錢三百千，內奸出告一人，書生舉子，依外奸給賞錢，仍補茶酒班殿侍。
其餘告獲皆賞錢百千，即保內知情不告，減罪人一等，配千里外牢城。
餘保人不覺察，亦行嚴斷。
熙寧七年1074年），詔：“五路緣邊州軍及大城寨居人，依鄉村法團社立保甲，更不教閱，專令覺察奸細，告獲一人，賞錢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獎。令監司點校、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
崇寧元年(1102年)六月二十九日，詔：“京師從來西北細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後如有能用心緝捕、勘鞫得實，支賞錢三千貫，白身更與補三班奉職，官員並與改轉。”
“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並行貨易，其錢樁管，止充上項酬賞。”
同年七月三日，樞密院言。
“訪聞河北、陝西、河東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細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訪河北、陝西、河東諸司轄下州軍城寨應幹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緝獲，勘鞠得實聞奏，支賞錢一千貫文，白身更與三班借職，官員、將校比類遷轉。”
“其知情藏匿過致資給之人，如能告捕得獲，與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強自身的保密防範措施。
宋朝長期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現狀，使得宋廷特別關注有關邊防軍機的保密問題。
為了防止外國間諜的竊密，上至朝廷下至沿邊州軍，均制定了嚴格的保密條例。
宋政府規定，臣僚奏言，凡事關“要速機密”，一律“實封其公文”；“諸軍馬糧草數，及事幹機密應行文書”均須實封，否則，“杖一百”。
並且，宋朝的“赦書、德音，州以黃紙印給縣、鎮、寨、鄉、村曉示，非外界所宜聞，而在緣邊者，並密行下”。
對於沿邊上報的相關機要要求“本州實封，呈諸官員，若事涉機密，不為遍示”。
政和七年1117年），進一步規定“邊防諜報，至重至密，動系機要，間不容髮。
近聞沿邊每有探報，不論輕重虛實，互相關報，諸司喧傳譽播，增緣百出，顯有洩露，實於邊防有害。
自今探報，除聞奏外，更不得報諸司。
謂如轉運、提刑、提舉、廉訪等司之類，如有著令，並行衝改，或擅輒取索，及違者，論如違御筆法”。
崇寧五年1106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帥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邊防機要者，顯言譁眾略無顧忌，萬一或有散落，所繫重大。”
“伏望聖慈嚴賜戒勑，今後應幹邊事自非實封陳奏，不得妄有稱述，所貴朝廷機事增密，人之所謹。”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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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1125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樞密院騰播於天下大書文移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傳達於敵庭，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死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
“臣願陛下密詔將帥嚴防武備，勿為所誤。”
為此，南宋政府還專門下詔：“三省密院凡事屬兵機勿得降出。”
到了紹興四年1134年）十一月庚戊，詔：“應漏洩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尚書省榜諭。”
因“監察御史田如言，機事不密則害成，比來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年）十月十五日，詔兩淮州軍及帥臣監司並駐剳御前諸軍，應有事幹邊防軍機文字緊切事宜許具奏，並申三省樞密院不得氾濫申發或作剳子具報他處，如敢違戾具職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僅如此，朝廷還多次下旨沿邊州軍加強軍機的保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