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慶曆年間,遼國利用宋夏在西北地區相互攻伐,戰事吃緊,北宋窮於應付之機,乘機要挾北宋,要求得到關南地區。
關南地區自後周世宗北伐契丹時收復後,一直為中原王朝所有,北宋立國後遼國並未採取針對這塊地的任何政治軍事行動,而此時對北宋提出土地要求,其有何目的和打算,成為北宋統治者迫切需要掌握的資訊,否則則無法對遼國此舉做出正確的反應。
北宋的間諜能否提前摸清遼國的軍事、外交底線,刺探出遼國此次行動的真實目的,成為了這次事件的關鍵。
幸運的是,遼國的使者還未到達北宋,雄州知州杜惟序就已經透過間諜“購得其草,先以聞”。
同時,還有廣信軍諜人梁世濟“嘗主文書敵帳下,一日得罪來歸,且言將有割地之請……”
知保州衣庫使王果不僅“先購的其書稿以聞”,還透過間諜瞭解到“契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建議“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
在遼國有所動作時,間諜就已將起國書的文稿帶回,使北宋預先了解到遼國外交的底線,並下令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做好了談判破裂的最壞打算,堅決不予割地。
所以在軍事上,間諜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戰爭的走勢。
縱觀兩宋戰爭,從宋太祖、太宗的統一戰爭到宋遼瓦橋關之戰、岐溝關之戰,從宋夏戰爭好水川之戰到宋金順昌之戰、大儀之戰,再到蒙元)滅宋戰爭,只要是有戰爭的地方就一定可以發現間諜們活躍的身影。
間諜,作為戰爭中的秘密武器,早已成為戰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科舉制度上,出於情報保護的需要,宋朝政府還適當進行了科舉制度的改革。
仁宗朝,張元、吳昊的入夏給宋朝上下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
這一事件使得統治者意識到士人外流所造成的危害已經直接關係到了國家安全問題,要想制止這種情況的繼續發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科舉將這些帶有隱性威脅的人才籠絡到自己身邊。
王栐記載:“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累有經省試取中,屢摒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群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由此,從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宋朝,到公元1279年蒙元滅宋,兩宋一共維持了320年。
在這320年間,宋朝一直面臨著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脅。
宋朝擁有當時最先進的文明和雄厚的經濟實力,但卻缺乏一支可以禦敵於國門之外、威懾四方的強大軍隊。
宋朝的後繼統治者們大多都缺乏其祖宋太祖開疆擴土的魄力。
宋太宗為後世子孫確立了“守內虛外”的國策基準,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又為後世開了議和苟安的先例。
此後,宋朝統治者都將精力放在了對內防範上,對外則一直採取消極退讓的態度。
北方的威脅在這種大環境下一直無法解決。
但政治鬥爭的異常尖銳,民族矛盾的錯綜複雜,軍事紛爭的頻繁不斷,卻為間諜活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有宋一朝,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專門的間諜機構;從間諜的招募到獎懲都有明確的規定;情報傳遞方式紛繁多樣;反間措施面面俱到;間諜理論得到長足發展;間諜活動在國家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間諜的作用得到了統治層的極力認可,眾多的用間高手紛紛出現。
間諜活動進入了全面發展時期,成為了中古時期的一個高峰。
宋朝間諜最大的特點是,他們已不再是戰爭的附屬品,即使在和平時期,也依然可以看見間諜活躍的身影。
他們存在的意義也不僅僅只是幫助軍隊獲取一場戰爭的勝利,在政治鬥爭這項全新的領域中,間諜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間諜活動早已溶入到了社會生活之中,與國家榮辱息息相關。
然而,國家的興衰取決於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在當時,間諜活動的成敗還不足以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
直到公元1279年,隨著崖山之戰的結束,宋王朝正式退出了歷史的舞臺,皇城司這一間諜組織,才消失在了歷史舞臺。
不過皇城司雖然消失了,但間諜組織卻並沒有就此退出歷史舞臺,反而越來越發揚光大,比如後來的明朝,鑑於宋朝間諜組織的強大,設立了更為強大和令人聞風喪膽的間諜組織,那就是錦衣衛和東廠,相比這大家都有所耳聞吧,這都是從兩宋身上汲取的經驗啊。
而且從結果來看,效果是相當的不錯,甚至成為了明朝皇帝制衡文官集團最主要的手段,大家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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