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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我們已無法知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宋朝的間諜活動是一項由政府指使的有組織、有目的的特殊活動。
此外宋朝與周邊政權的較量主要在各沿邊地區，這裡不僅是正面戰爭的第一線，同時也是雙方間諜戰的第一戰場。
無論哪一方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募諜、用諜，在千里邊境線上鬥謀較智，試圖獲取對方的第一手情報，做到“知己知彼”，在對峙中佔據主動地位。
宋朝邊防間諜的組織與派遣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由邊臣個人根據需要招募、派遣間諜；二是由沿邊各州軍及安撫司招募、派遣間諜。
這裡麵包括邊臣個人的間諜行為，因為宋朝的沿邊城市由於與敵國接壤，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一旦戰爭開始便首當其衝；煙燧不起之日，這些城市就是對外交流的前站。
故歷代皇帝都對這些城市守臣的選派和任命持謹慎態度，所選任的大都是強勇幹練之臣。
這些守臣的舉動往往有著牽一髮而動全域性的作用，因而他們更加重視敵方情報的蒐集工作，其目的在於洞悉敵情，以便根據敵方的動向制定相應的策略，恰當地處理雙方關係。
北宋初年，還沒有出現專門的負責間諜事務的組織機構，間諜的招募與選派全部是由守邊將領負責。
北宋國主宋太祖不僅是一位開國帝王，也是一名用間高手，在北宋統一的道路中曾多次利用間諜為宋軍開路，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63年，宋太祖欲徵荊南，於是派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以使臣的身份為掩護，前往荊南刺探情報，並指定了需要探知的具體內容為“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盧懷忠帶回了“高繼衝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的重要情報，為宋太祖平定荊南解除了顧慮。
964年，宋太祖伐蜀前，事先策反了蜀國間諜孫遇、趙彥韜和楊蠲三人，不僅獲得了蜀國主寫給北漢主的蠟丸書，為向蜀國開戰找到了藉口，還讓三人“使指陳山川形勢，戌守處所、道里遠近，畫以為圖”，獲取了蜀國全部的戰略情報，結果是王全斌毫無懸念地拿下了蜀國。
972年，南唐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宋太祖深忌其人，便賄賂林仁肇的侍者偷了他的畫像，單獨掛在一室裡，“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讓南唐主以為林仁肇投靠了宋朝，“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這樣，宋太祖只是略施小計，便讓南唐主誅殺一忠臣，自毀長城。
因此，宋太祖對於間諜的作用和間諜活動的影響有著深刻的認識，自北宋建國始，就選派得力的將領鎮守邊防，並給予他們極大的經濟自主權專門用於招募間諜，刺探敵情。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守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管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徵稅。召募勇士以為牙爪。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北宋“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使得宋朝百姓免去了戰亂之苦。
這都是因為宋太祖“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
此後，守邊諸臣都十分重視間諜活動，並善於利用間諜來蒐集對方情報，或離間對方君臣關係，或散佈假訊息，以達到預期的結果。
宋太宗時期，何承矩守雄州，鑑於“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因而他“推誠御眾，同其甘苦”，雄州百姓皆樂為其用，“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
李允則知雄州18年，“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契丹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
宋真宗時期，邊將曹瑋“善用間，周知虜動靜”。
韓琦、龐籍知定州時，皆善於拊循當地土著居民，使其成為自己的爪牙耳目。
慶曆中，合門使張亢知高陽關，“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以虜主身邊的寵姬為內間，“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西夏未臣服於宋時，有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為西夏貴人，有材謀，號為大王，深為元昊所重用，邊臣欲以謀間之。
“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醜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
種世衡守青澗城，也以僧人王嵩為間諜，讓其攜帶蠟書前往西夏，離間元昊與其重臣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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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1134年），韓世忠以宋使臣魏良臣等為死間，大破入侵的金、齊軍隊，取得重大勝利，這一役後來被譽為“中興武功第一”。
紹興七年1137年），岳飛在得知金兀朮厭惡偽齊皇帝劉豫後，以金兀朮所遣間諜為反間，為自己向金兀朮傳遞誣陷劉豫的離間信，成功的借金兀朮之手廢除了劉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