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十年1140年）順昌之戰，劉琦以曹成等二人為間，散佈虛假資訊迷惑敵人，從而以少勝多，擊敗金兵13萬大軍的圍攻，取得了著名的順昌大捷。
在宋朝，沿邊守臣使用間諜已不僅僅只是一種御邊對敵的重要手段，更是他們不可推卸的一項職責。
在用間的問題上是否稱職，已演變為這些守臣仕途升降的標準之一。
熙寧七年1074年），宋神宗曾明確下詔：“邊臣不能使人致前後探事，尤無實者，當移降。”
不過宋朝邊境的官方間諜組織具體是何時建立的已不得而知，史書上有明確記載的是建立於雄州專掌邊境軍機事宜的機宜司。
這應該是宋朝官方組織諜報活動的開端。
機宜司具體始建於何時也沒有記載，只知道“傾者用兵之際，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擇馴謹吏專主行之，號機宜司。今契丹修和，請改為國信司”。
“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丙寅，以殿直、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為侍禁、雄州北關城巡檢”。
龔延明在《宋代官制辭典》中的解說是：“機宜司，官司名，真宗鹹平初，宋遼交戰，雄州置機宜司，專掌本州邊境軍要機密事”。
由此可知，機宜司的設立時間應該不早於鹹平元年998年）不遲於景德二年1005年）。
根據史料的記載，機宜司的設立不僅只有雄州一處，景德三年，雄州機宜司雖然廢除，但其它地方的機宜司依然存在。
到了天禧二年1018年），詔：“河東州軍，自今所降文字，涉及機密，並付機宜司置籍收領，不得便付開折司。”
在河東沿邊地區也有機宜司的設定。
包括包拯為河北轉運使時在奏章《請擇探候人》中也提到：“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只備支賜與探事人，……欲乞應系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
包拯出任河北轉運使是慶曆八年(1048年)，按照包拯所言，此時雄州之外的各處都還設有機宜司，並且依然是主管對外間諜活動的間諜機構，其主管人還是由各州的知州、通判擔當。
治平二年1065年），文彥博因“見諸路機宜司文字繁多，所繁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時檢閱詳熟，遇有急速應答外界文字或處分軍中事宜，至有差誤未當”，上書皇帝請求嚴格挑選機宜官。
可見在英宗時期，各路依然設有機宜司。
英宗以後再不見機宜司的記載，考慮到機宜司的職掌，宋朝不可能真正的廢棄機宜司，即使機宜司不存在了，其工作也會由其他部門接管。
雄州機宜司被撤當年河北安撫司設立，其下設有屬官安撫使司管勾書寫機宜文字一員，由主帥差親屬充任，“諸路帥司，向緣軍興，事涉機密，許闢親屬充書寫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除系事幹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籤書”。
在安撫司所有屬官參議官、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本司機宜文字、勾當公事中，書寫機宜文字是唯一主管機密事務的官員，我們可以推測在雄州機宜司廢置後，其工作應是河北安撫司所接管，而具體負責的則是書寫機宜文字。
除了安撫司，南宋時宣撫司、都督府均設有書寫機宜文字一官掌管機密文書，他們應該就是南宋沿邊間諜事務的負責人之一。
南宋沿邊還有一種間諜機構叫做邊鋪。
南宋華嶽《翠微北征路·採探之法》載：“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斥堠，則屯邊之兵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札探立鋪，皆所以重採探，專候望也……沿邊十五鋪，每鋪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
為了保證情報的及時順利傳遞，邊鋪間還建立了聯合諜報網，即“聚探”，“或遇有故，則甲探報甲，乙探報乙。
彼此互見而不至於隔越，遠近交通而不至於斷絕，是謂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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