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貧寒計程車子，可以透過科舉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會地位晉升。
科舉提供了一條在最大可能的範圍內選拔人才的途徑，也為社會下層分子提供了一條上進的途徑，使社會不斷進行階級的對流，對鞏固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穩定政治和社會產生了積極作用。
其次，科舉選士制度的確立、健全與完善，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官隊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舉考試製度，嚴格奉行“三公”原則，即“公開考試”、“公平競爭”和“公正錄取”。
這是中國人才選拔方式長期演變的結果，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舉取士確是封建時代所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競爭機制，是選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徑，保證了封建國家的政治需要。
正因為如此，早期以傳教士為主的西方人士來華後都對科舉制度大加褒賞，向西方予以介紹，並希望為西方所採用。
18世紀前後的西方有識之士極力推崇中國的科舉考試和文官政治，並在此後相繼仿效中國的辦法，推行了文官考試製度。
至於科舉制在西方的傳播過程，在西方人中，到底誰最早提到了中國的科舉制呢？
根據美國學者鄧嗣禹在1943年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的說法，關於中國科舉制的最早記載見於加斯帕德·達·克魯茲的著述。
他曾於1548年航抵東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國;是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
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間，他用葡萄牙文寫作的遊記手稿在威尼斯以義大利文首次出版。
威尼斯將其譯為英文，以“來自中國行省的報告”為題，收入裡查德·艾登的《東印度群島及其他國家旅行他們效忠皇記》一書。
克魯茲在文中說中國官員們“必須有那項功名或頭銜……上，不避危難。他們奉行學而優則仕。”
文中還簡要地提到了碩士、博士的情況。
而另一種說法是，尚在克魯茲之前，就至少有兩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國的科舉取士。
而這兩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經是中國監獄的囚犯，一個叫維埃拉(vierira)，另一個是蓋略特·伯來拉，他們都是葡萄牙人。
維埃拉是一支由費爾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領的葡萄牙艦隊的成員，1517年到廣州，在粵停留三年後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為皇帝舉哀期間(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暫停海外交易的中國規矩，1521年9月被送到廣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從廣州監牢中維埃拉(vierira)發出信函回國。
他在信中就中國的外交、社會關係、吏制等發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說到中國的法官都是來自文人學士，“獲得一種學位的每位文人學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後再升任到高階職務上”。
蓋略特·伯來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國海防軍俘獲，他雖不是當年葡俘中惟一寫出自身經歷的人，但他有關科舉制的敘述可以說是最詳盡的一個，這在其著作《南明行記》中有所體現。
據他所說，察院要審訊囚犯和授予學銜。
察院年年巡視，被選拔來充任要職的人則每三年會聚一次，在為他們準備的大堂裡受到考試。
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如回答合格，夠得到學銜，測驗透過後，要為那些得到學銜的人舉行隆重儀式，經常要共同盛宴慶祝。
更令人驚訝的是，當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國考生是在嚴密監視的條件下進行考試時，也戲稱中國應試者為“囚犯”，將他們等待金榜題名的人生得意之際，則稱為“等待判決”。
而且，他還發現同牢的中國“難友”中，竟有因考試落榜而蹲監獄者。
對科舉制度記載更為詳細的、對西方影響更大的是聖奧斯丁會修士儒安·貢查列斯·德·門多薩編寫整理的著作。
門多薩的著作首次於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在羅馬出版，目前在中國的中譯本名為《中華大帝國史》。
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文中除了介紹了科舉的競爭性，還介紹瞭如何授予學位，以及是如何慶賀的，對中國的科舉極具讚美之意，他寫道“在當今世界上為人所知的國家中，這個龐大的王國是治理最佳的一個。”
但應該說門多薩對中國事物具有一種近乎於不切實際的信心與心有靈犀的理解力。
他在零亂的資料中敏銳地發現中國教育與統治制度之間的關係和中國文明對知識特有的尊重。
在那裡只有飽學博聞的人透過國家考試才能成為官吏參與管理政府事務，任何一個人在學識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進入社會上層，這就意味著一種平等與競爭的健康的社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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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發現對16世紀末西方封建等級社會是一大震驚，同時也預示著以後一個多世紀裡西方對中國科舉與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傳教士筆下的中國古代科舉制度隨著西方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會主)一批批前往中國，他們在中國傳播西方科學，同時又向自己的國家介紹中國的哲學和許多奇聞軼事，其中也包括科舉制度。
在這些耶穌會會士中，最有名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
利瑪竇在明朝末年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自明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國生活了28年，並被任命為帝國政府的高階官員，他在《書信集》中，有不少關於科考的記載。
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長信中，利瑪竇應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紹了當月在南昌舉行的鄉試情況。
他說現在我就開始介紹中國科舉，也希望您把這種制度介紹給您目前服務的公侯，要他們知道這在中國與義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區別～在管理、政治與秩序等方面，中國的確超過其他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