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就是科舉制造就了一支多達數百萬人的讀書人階層。
這是因為宋代科舉制唯才學不論門第，而且獲得功名後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說了，唐代有了科舉出身還要經過吏部選拔才能任官）。
這就為平民躋身社會上層真正的開啟了通道。
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還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員的位置則不能無限擴大，因此錄取人數相對穩定，那麼就有相當一批落榜生進入社會。
這些文化人參與基層公共事務，在鄉村開館做啟蒙教育，成為社會活動的組織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們更貼近民眾，對民眾的思想和觀念產生影響。
包括宋代科舉對教育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唐朝實行科舉制，唐前期官學教育得到發展，唐後期私人講學逐漸形成氣候。
宋代在科舉制的刺激和鼓勵下，公學和私學同時興盛。
北宋時，范仲淹、王安石兩次改革大興教育，宋徽宗時蔡京也推動過教育改革。
宋朝前後三次大力辦學，建學數量超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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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中央官學之外，有州學234所，縣學516所，私塾、鄉學、義學類的啟蒙學館不計其數。
1104年，宋朝學生人數多達20餘萬，一次科舉報名人數經常達到三四十萬。
宋仁宗時期13榜狀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為現實，讀書真能的改變命運。
歐陽修、王安石都是貧寒子弟，得中進士後開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書院多數屬於私辦官助，是官私結合的教育體制。
有些私人書院的影響勝過官辦學校，據說白鹿書院學生總數有1萬人，但不是因為學生參加科舉考試的成功率。
書院的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沒有嚴格的課程和考試，以自學、聽講、討論為學習方式，管理人員很少。
宋代科舉制與寬鬆的政治環境造就了新型計程車人階層，他們關心國事、傳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眾，活躍在社會各個方面，使宋代社會生活和文化事業異彩紛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這是學界的共識。
宋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藝術的成就與其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不過正所謂有利也有弊，雖然文化事業繁榮昌盛，但這都是重文抑武帶來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於漢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說，科舉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變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矣”不能視為科舉制實行程度的證據，就像“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一樣，只是形容的語句，不能作依據。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宋太祖趙匡胤的這兩句話，算是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興於文人之手，也亡於文人之手吧。
畢竟是一個士大夫揹著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跳海的，兩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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