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都已經說了，這種體制隱含著很大的裙帶關係和腐敗傾向，但也的確有很多學子因為才華顯露頭角，算是有利有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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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大詩人白居易向顧況投詩《賦得原上草》，結果受到了極力稱讚，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詩人輩出的唐朝，嶄露頭角，也沒那麼容易。
而武則天時期，女皇帝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這是我國科舉制度中殿試的開始。
一旦透過了前面考試，學子們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親自考問，這無疑是莫大的榮幸。
但在，唐代殿試還只是偶然行為，沒有形成制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來。
此外武則天還開創性的設立了武舉，考試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武舉考試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亂時期發揮了重要作。
因為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郭子儀，就是武舉出身，他一生歷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曾兩度擔任宰相，是中國曆代武舉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還誕生了一位文武雙科狀元，此人便是鄭冠。
823年，鄭冠高中文科狀元，828年，鄭冠又中武舉狀元，他因此成為中國歷史唯一先考取文狀元又中武舉狀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們可以自己聯絡考官，培養感情外，官員們也可以向選拔部門推薦自己心儀的考生，這稱為“公薦”。
同時因為唐朝是一個詩歌的王國，所以在開元天寶年間，進士科甚至一度只考詩賦，不考其他，也偏離了選官的主旨，算是不務正業了。
畢竟作詩寫賦是文學功底，只能說明你文學素養很好，可是文學素養與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並沒有直接關係。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門第廕襲，所以終唐一代，官員隊伍中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並不佔多數。
可是到宋朝，這一情況卻大大改觀，首先文官絕大部分都是科舉出身，其中進士科成為高階官吏的主要來源。
有學者統計，在唐朝290年中，科舉共取進士6603人；而在兩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試成績的進士達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舉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舉制，真正實現了透過考試選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舉正式確立了三級考試製度，三年舉辦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選考試稱為“鄉試”或“解試”，合格者有資格參加中央級的考試。
同時宋朝嚴禁“行卷”和“公薦”，對整個考試過程中嚴加控制。
考官在考試前全部進入貢院專門的考試場地），考試期間不得外出或會見親友。
考官的親屬如果參加考試另行組織，叫“別頭試”。
為防止考生作弊，進考場之前還要進行搜身。
為防止考官在判卷環節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資訊；還要譽錄，考卷密封編號之後傳送譽錄院，由書手在官員監督下抄寫副本，將副本送考官評定，防止以字識人。
試卷經三級核定成績後方可拆封、公佈。
殿試也要經過初試、複試、詳定三級評定。
考試程式的嚴密體現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使科舉制的功能不僅限於選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廣泛的社會意義。
這樣一來，宋代科舉制大大提高了官員隊伍的文化素質。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學者型官員，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沈括、黃庭堅、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他們在政壇上有過重要影響，行政能力頗為不凡。
而且學術上也有成就，著作流傳至今；詩文亦屬一流，書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學者型的官員，在宋代各個領域有建樹的人物，多半都有當官的履歷。
無論是精英還是整體，宋代官員的學術水平和文化素質既高於漢唐又超過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