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年制訂“承墾荒地之令”，要求開墾荒地者必須先向官府呈報。
在《墾田利則》中規定，以向國家納稅作為國家承認其墾田的所有權的前提。
為了保護土地私有權，清律規定凡盜賣、盜耕種、冒認及侵佔他人田宅的行為，按律治罪。
清代的國有土地有：官田、官莊和屯田，官田屬清政府所有，租給農民耕種，國家收取地租。
官莊是賞賜給宗室貴族的圈地，包括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莊田，採取莊園制，役使奴僕進行生產。
屯田，又稱軍田或賦軍田，由兵卒、旗人屯墾，用於軍餉，這些國有土地都受到清律的嚴格保護。
清代的“旗地”，是旗人依靠政治特權而佔有的土地。
為了鞏固清朝的社會基礎，清律嚴格保護“旗地”，不準旗民把旗地典賣給漢人，已典賣的由官府強制贖回。
由於“旗人不習耕種”，使得禁止旗民交產的禁令無法施行。
咸豐二年，不得不透過《旗地買賣章程》，允許“旗民交產”。清代為保護宗族的經濟基礎，清律和宗族法都保護宗族公產，嚴禁族人擅自處置公產。
到清代，無論是買地、租房、僱工、合夥、婚娶、借貸等都以契約作為憑證，確立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
在雍正、乾隆時期，既有官版契紙，也有民間手寫契紙，如雙方發生爭訟，要出具契紙作為憑證。
加蓋官印的“紅契”比未蓋官印的“白契”的法律效力要大。
上述民事法律的發展變化，反映了清代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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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經濟立法也基本上沿襲了明制，但革除了明代舊制中的一些弊端，創立了一些新制。
(1)賦役立法
清軍入關後，廢除了導致明末農民大起義的“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
於順治十四年頒行《賦役全書》，建立清政府的賦役制度，即根據土地、人丁的登記情況，計算和確定田賦、丁銀的數量。
這就為賦役徵派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提供了統一遵行的法律根據。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按土地與人丁徵收雙重賦稅的賦役法已不能適應，必須加以改變。
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更是下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法令。
到康熙朝後期，為解決人役負擔不均問題，改為“攤丁入畝”，即把丁銀按土地畝數平均分配到田賦中去，不再按人頭徵稅。
這種改革經歷150年才最後完成。
“攤丁入畝”不僅簡化了徵稅標準，減輕了勞動人民的負擔，而且由於實際上廢除了人丁稅，放鬆了對勞動者的人身束縛，為工商業發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
(2)手工業、採礦業的立法
清順治三年(公元1645年)下令廢除明朝的匠籍制度，“除匠籍為民”，匠戶編入民籍一體納稅當差，具有相同的社會地位。
清廷放寬了對手工業的專斷，允許民間手工業者在較大範圍內自行經營。
但在武器、鑄幣、供應內廷的織物、瓷器等由官府經營。
清初曾允許和鼓勵民間開礦，到康熙四十年頒佈禁礦法，不準民間採礦，以防礦徒聚眾造反。
康熙四十四年，在雲南省城設立“官銅店”，由官府壟斷銅的買賣，凡商人制出的銅，必須賣給“銅店”，如私相買賣，一經查獲，銅被沒收，人皆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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