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內監孫隆到蘇州充任稅監，他勒令除已徵稅外，每機加派白銀三錢，絲織品每匹加銀三分。
機戶因此停工，幾千織工染工失業。
生活無路的織染工匠2000人集結於玄妙觀，公推織工葛賢等幾人為首，高喊“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衝向稅監衙門。
鬥爭堅持了三天，打死稅官、惡棍十幾人，火燒了稅監衙門，孫隆逃跑了，加派的稅銀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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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之後，就是清，公元1614年，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後金政權，制定了軍政法令，開始了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過渡。
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即位，10年後被擁戴為皇帝，建國號大清。
這個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的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國政權後所考慮的問題是一個只有20萬人口的弱小落後的民族，如何去統治有數千萬人口的先進的漢族呢？
為此他提出了“參漢酌金”，“詳譯明律”的法制思想，明確表示法制是“立國之本”。
這一點表明清朝統治者一開始就表現出比較成熟的統治經驗，他們懂得只有適應漢民族先進的生產力和經濟關係，以及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才能夠長期站穩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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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幾位統治者——皇太極、順治、康熙，都是遵循這一思想路線從事立法工作的。
在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後，設定律例館，組織了一個滿漢官吏相結合的立法參謀班子，進行全面的立法活動。
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於順治四年頒行全國，這差不多是明律的翻版。
康熙時，對這部律文附例作了校正。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再次頒行《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逐條考正原有律例後，編成《大清律例》(簡稱《大清律》)七篇，47卷，30門，律文436條，附例1049條，“刊佈中外，永遠遵行”。
此後，《大清律》被後世皇帝恪守“祖宗成憲”，不再修改，而是用陸續增加附例來彌補律文的不足。
《大清律例》的產生歷經四朝，歷時近百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律文中規定的內容詳盡。
它集歷代法律之大成，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比較完整的封建法典。
清代從康熙時起，《大清律》未再修訂，律文所沒有規定的，便陸續制定各部院則例來解決。
例如《刑部現行則例》、《欽定吏部則例》、《欽定戶部則例》等。
“則例”是清代的重要法律形式，數量很多，在調整國家行政管理方面起重要作用。
開始，例只作為律的補充，後來例的地位越來越高，形成以例代律的局面。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從康熙至光緒，都編修會典。
有《康熙會典》、《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光緒會典》。
這些會典總結了國家行政管理經驗，記載了清朝各機關的編制、職掌和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比較完備的行政法典，其內容比《唐六典》、《明會典》豐富，體例也更為嚴謹。
清王朝除了強調法律政令的統一之外，還根據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變通地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等。
這些法規為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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