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洪武三年開始移民墾田，“徙江南民14萬於鳳陽”(《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遷山西晉城、長治二州的無田農民到河北、山東、河南一帶。
凡移民墾田，都由朝廷發路費、耕牛和籽種，或免稅三年。
許多荒地因而得到墾殖，自耕民的數量不斷增加。
明朝的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封建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
這種新的生產關係，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蘇州、景德鎮等地出現，以絲織中心蘇州為例，明末織機多達萬臺，工匠多達五六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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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是棉紡中心，民諺說：“買不盡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紗”，盛況空前。
“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應皇室的絲綢料達5000到匹，產量僅次於江浙一帶。
為了加強對手工業生產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專設《工律》一篇，對軍民官府營造的申報審批、營造所需材料、財物、人工，製造器物的品種規格等等都作了規定，違反者治罪處刑。
明朝前期有官營和私營兩種手工業生產組織。
官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經常有幾十萬技術高超的工匠輪番勞動。
行業多，分工細，明初建立了匠戶匠籍制度，工匠分輪番匠和住坐匠兩種。
輪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個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時間為官府做工，月糧由國家支給，其餘23的時間自由支配。
這種工匠比元代長年固定在官府生產的工匠，有了較多的人身自由，從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對於礦冶業，對非貴金屬允許自由採礦和冶煉，官府課稅；對金銀等貴金屬礦只能由官府經營，其他與國計民生關係較大的鐵、銅、鉛、錫等礦藏，必須取得官府批准，才得開採，未經官府許可，私自開挖者，以“竊盜罪”論處。
對商業，明代承襲前朝舊制，對某些重要商品，如鹽、茶等實行專營制度。
明律規定，鹽和茶都由國家專賣，商人必須向官府交錢買“鹽引”和“茶引”。
“引”是商人運輸貨物的憑證，印有法定的重量單位。
明洪武元年修定的《鹽引條例》，規定犯私鹽罪者絞，有軍器者斬。
其後在《大明律·鹽法》規定，凡犯私鹽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斬。
明朝統治者憑藉國家權力，將有較大市場、利潤較大的商品壟斷在官府手裡，使民間商業的經營範圍縮小，極大地限制了民間商業的發展。
對海上貿易，明初立法嚴禁私人出海，違者輕則杖100，重則處絞刑或斬刑。
到永樂、宣德兩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鬆，海上私人貿易迅速發展。
到嘉靖三年起又屢頒禁海律例，結果私人海外貿易完全停止，嚴重摧殘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
明朝的稅法有田賦和商稅，明初依照唐代的兩稅法，核定天下田賦，其數額列入《黃冊》，即戶口冊，詳細登記各地居民的丁口和產業情況，每年審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制定耕地的總清冊，將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別登記，編成《魚鱗冊》，作為徵稅的依據。
田賦分夏稅和秋稅兩種，夏稅收麥，秋稅收米，官田畝稅五升多，民田畝稅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
到明中葉，由於賦役苛重，人民紛紛逃亡，生產受到破壞。
自嘉靖至崇禎年間進行賦稅改革，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其主要內容是：各項複雜的田賦附徵和各種性質徭役一律合併徵銀；徭役中的力役改為以銀代役，由官府僱人充役；徭役銀不按戶丁分派，而按地畝承擔；以縣為單位，將全部徭役銀分配一縣的田額上，平均負擔，改變了原來按裡分攤的辦法。
“一條鞭法”既是稅制化繁為簡，又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有利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具有進步意義。
明代改變宋元以來商稅繁苛的情況，規定商稅率為130。
明神宗時，派出稅監到全國各地去監督收稅，逼得機戶停機、窯主歇業、鹽工抗稅、礦工暴動、市民罷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