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這一招如果用的好，勝過千軍萬馬。對待強的敵人或者弱的敵人，都不妨先談談再打，或者邊談邊打，或者打完後談。
這方面的技巧，張鏑領導下的大宋是有經驗的。
按慣例，總是要在佔據了一定優勢，至少是區域性優勢，可以有相當的話語權的時候才可以談。一開始往往開一個高價，讓對手慢慢還，還到對手勉強可以接受，或者逼著他不得不接受為止。
只不過在一根筋的日本人這裡，這一套談判的法子不太好用。大宋這裡才把價碼報出來，那邊一言不合就剖腹給你看。
當天清晨，在鴻臚寺的衙門口，日本使團的幾十個人圍成一圈，用武士刀擋著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人圈的正中是一條大篾席，安達泰盛跪坐在席子上，額頭和腹部綁著白布，手上拿著雪亮的短刀正往肚皮上劃拉，駿和次郎舉著武士刀肅立一旁。
等到鴻臚寺的人注意到門外人群的驚呼和喧譁，趕出來檢視的時候，一整套切腹的流程已經走完了。副使駿和次郎提著正使安達泰盛的腦袋，地上還躺著一具開膛破肚的無頭屍體。
倭人倔強，還真是名不虛傳啊！
得知安達泰盛的“意外”身故，大宋方面順坡下驢，很快就做出了一定的讓步。日本方面，副使駿和次郎相對理性，更好交流，達成協議自然也要更順利一些。
這一次談判是王府掌書記陳復親自來的，規格上就更正式些。
“大宋對貴國大使安達泰盛君的過世深表遺憾！”陳復首先表示了適當的慰問。
“泰盛大人是為了大日本榮譽而死，如果大宋繼續用無禮的方式、提出那些無禮的要求，鄙國雖小，百萬勇士不惜玉碎……”安達泰盛死後，駿和次郎不得不擔起與宋國交涉的重任，在兩國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下，這可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
駿和次郎還記得，當初日本使團出發之前，執政大人曾有過深切的囑託。北條執政說，大宋是大國、強國，日本是小國、弱國。小固然不可以敵大，弱固然不可以勝強。日本可以謙卑的請求宋國退兵，但國家之榮譽、民族之尊嚴是絕不可以喪失的。
實力不濟的情況下還妄談榮譽和尊嚴，明顯是強人所難。
安達泰盛不就是在這兩難之中被逼到了絕境嗎？
大宋的本意其實也不想把事情鬧得太僵，比如中興商社的目的無非是通商求財，從來就沒想過要佔領日本，統治這個國家。畢竟日本不是未開化的番邦，歷史已經綿延了上千年，若要完全征服，需要付出巨大的統治成本，基本上得不償失。能夠將其壓服，透過外交手段攫取利益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這一回大宋方面適時改變了最初那種強硬的態度和苛刻的條件，至少在紙面上做出了相當程度的“讓步”。
首先，五十萬賠款免了，當然不是直接免除，而是算作對馬島和博多灣港口的“租借”費用而抵消了。
其次，對馬和博多也不需要割讓，而是“租借”，租期九十九年，首期租金就摺合五十萬兩好了，租金也不是不給，而是用賠款抵消。
陳復早已從某種途徑瞭解過日本幕府的底線，那便是一不割地、二不賠款、三不和親有點自作多情了），那麼用“租借”的名義總不算違背原則吧。
看起來，這比起大宋最開始要求的賠款五十萬外加割讓對馬、博多為自由通商區的條件是要“寬容”太多了。
至少是沒有踏過幕府劃定的三條底線，日本國的尊嚴是可以保全的了。
一陣忽悠後，駿和次郎接受了這些看似公平合理的條件。前提是大宋必須從日本退兵，或者說在大宋的調停下，中興商社的武裝商船必須退兵，雖說是同一件事，但解釋起來可有差別，關乎大宋的正義形象。
談判有了結果，駿和次郎一刻也不想耽擱，急急忙忙的準備趕回日本。同行的還有大宋吳王殿下的特使秦寶宮和十五艘大型炮艦、三千多名精銳的水師官兵，這是為了去往日本九州調停“商民糾紛”的。當然，實際上是去逼迫幕府接受談判條件的。
幕府執政北條時宗將代表日本朝廷與大宋簽署正式的條約，簽約地點定在鎌倉，故稱為《鎌倉條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