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選將儲才則尤難，則尤緊要。西洋武官無不由學堂出身，國人皆敬重之。其學有在岸者，有在船者……
“政府應設立學堂，教其各習藝業。在堂所學者其理，在船所習者其事。出學當差數年，可仍回原學再加精練，按年考試，去取極嚴。
“擇其尤為傑出者，公費派遣出國留學，是以將才輩出，可爭海權……”
這篇文章是張銓的得意手筆，讀完之後，他心情舒暢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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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烜笑道：“你當學堂校長還有什麼顧慮，不妨一吐為快。”
張銓猶豫再三，說道：“顧慮倒也談不上，只是有些遺憾。我雖是個舉人，卻對西式法律最感興趣，立志學習法律，在暨南大學堂學的也是法律。”
眼見楊烜並無不悅，張銓苦笑一下，說道：“沒想到，上鋒十分高看我，讓我擔任船政學堂的校長。我也只好從命，硬著頭皮過來赴任了。”
楊烜想起了另一個歷史人物：嚴復。
嚴復是近代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教員曾評價他，說他“代表了在華夏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進的中國人”。
早年，嚴復考入福建船政學堂，學習優異，被派往英國留學，學習海軍知識，被視作是滿清海軍苗子。
在英國，嚴復對科學知識和法律制度產生了深厚的興趣，經常跑到英國法庭旁聽。不僅“不務正業”，嚴復甚至從來都沒登艦實習過。
儘管如此，嚴復還是得到了滿清駐歐公使郭蒿燾的激賞，彼此成為忘年交。而這位郭蒿燾，曾任廣東巡撫，乃是湘軍大佬，與曾國藩、左宗堂等人關係極為密切。
回國之後，嚴復沒有像同學那樣，循規蹈矩地進入海軍任職。但他才華橫溢，被李鴻章聘為北洋水師學堂教習。
在水師學堂期間，嚴復受夠了北洋內部的爾虞我詐，對教學不管不問，一心翻譯外國文章，撰文呼籲改革，反而在這方面大放異彩。
在翻譯上，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國富論》、《論法的精神》的西方著作，提出了“信、達、雅”的三準則；在學術上，嚴復提倡西學，主張“體用一致”，反對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看法，對後世影響極大。
在楊烜看來，張銓與嚴復頗為相似，都出身於舊知識分子，思想都已經覺醒。
只不過，嚴復始終未遇到明主。唯一的知己郭嵩燾，飽受守舊派攻擊，最後鬱鬱而終。嚴復也只能“不務正業”，在翻譯、教育、思想上獨自闖出了一片天地，名垂青史。
張銓來到了暨南軍政府，來到自己麾下效力，自然不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但他突然被任命為學堂校長，學業未成，心有不甘，自己還應再勸勸他，解開他的思想疙瘩。
讀書人見識廣、能力強，辦洋務需要他們。可他們想法也多，弄得不好，容易鬧意氣，不講團結。軍政府一向強調高度集中統一，只有這樣，才能把所有力量、資源調集到一起，才能不斷發展壯大。
想到這，楊烜說道：“張先生，你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儘管你並不願意擔任學堂校長，可一紙令下，你還是毅然來到長洲島赴任。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召之即來’、‘令行禁止’。革命軍之所以能夠無往不勝，軍政府之所以能夠強力推進各項洋務事業，這八個字作用極大。
“中國人向來聰明，卻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想那明末清初，明朝的國力、人口、軍隊百倍於清朝，卻黨爭不斷，反而被農民軍、八旗兵打倒了江山。
“再看前兩年，太平軍起於廣西。清朝這邊，欽差、督撫、提鎮多達數十個，彼此爭功諉過，互相拆臺。太平軍人少、武器低劣，卻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反而把清軍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我們必須強調令行禁止，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個人必須服從大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高度集中統一，才能以弱勝強，以少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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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譬如這船政學堂，上級選中你做校長，自有上級的考慮。你有困難，他有困難，你不願去，他不願去。都由著個人想什麼是什麼，我們還怎麼辦船政學堂，還怎麼開展洋務事業？”
這話講得深入淺出，令張銓羞愧難當。他一向自詡心懷天下，公而忘私，經過楊烜的剖析，才知道自己私心仍重，對大局理解不深、看得不重。
張銓說道：“越王說得極是，張某深感不如。請越王放心，我一定努力鑽研船政知識，把船政學堂辦好。”
楊烜深感滿意，笑道：“說得好。先生立志學習法律，這是好事。學堂公務之餘，你也可以修讀法律，抽空到暨南大學堂旁聽法律，我們並不阻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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