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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禮國眼前一亮，覺得此計可行。他知道，《民報》是暨南軍政府的機關報，上述建議很可能出自軍政府高層的授意。
若把柯拜船塢改組成合資公司，既能妥善解決現有爭議，滿足軍政府、本地士紳、洋行、柯拜家族四方利益訴求，又能為華洋商業合作樹立典範，實在是高明之至。
法庭這邊，因為小柯拜與軍政府民政部次長爭論不下，只能宣佈休庭，擇日再審。法官建議雙方坐下來坦誠溝通，爭取和解，使船塢能夠儘快走上正軌。
華夏都有“息訟”的傳統。儒家認為，與倫理相比，法律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應重“禮讓”而輕法律，把禮讓作為解決糾紛的主要手段。
在這種息訟思想的影響下，歷朝都希望透過道德禮教，培養百姓道德品質，以達到“休訴”或“不訴”的境界。
封建小農經濟下，追求安寧、穩定，避免糾紛是社會認同的普遍心理。“息事寧人”不僅被法官所接受，也受到當事人的歡迎。
而在華夏封建社會，司法審判權與行政權合二為一，行政官員兼任法官，並無專業的法官。
一個冷知識是，華夏封建律例制訂得相當嚴密。譬如滿清的《大清律例》，堪稱是華夏法律的巔峰，歷任刑部官員都對《大清律例》引以為豪。
《大清律例》與《大明律》一樣，明確規定官員判案必須引用律令條文，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官員大多是出身清貴的讀書人，並不熟悉法律條文。為了規避風險，他們常常選擇息訟，甚至強行要求當事人息訟。
封建時代的司法制度，更是一言難盡。刑訊逼供、冤假錯案都是屢見不鮮，即便是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這樣的仁主，也無力改革司法弊政。
暨南軍政府剛入主廣州不久，司法審判體系建設仍在摸索前進。司法上，軍政府同樣主張減少訴訟。
這並不是因為軍政府繼承了儒家的“息訟”思想，實因法官太少、法律仍不健全。現在新舊交替，新的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形成，減少訴訟實有必要。
阿禮國連續旁聽兩場審判，都以中途休庭、擇日再審結束，未免有些遺憾。
緊接著，法官又審理了一起分銷鴉片案。而前兩個案件相比，法官審這個案子就果斷迅捷多了。
案情非常簡單，一個華商從華南海盜手中走私了一百箱鴉片，使用老閘船運往內陸銷售，在靠近新安縣今之深圳市）海岸的地方被黑旗軍海軍捕獲。
軍政府司法部派一名檢察官起訴這名鴉片走私商，經過當事人陳述、陳列證據、律師辯護後，法官當庭宣佈：
“本院認為，被告走私鴉片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當事人供認不諱。依據《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本院宣佈，判決被告人xxx犯有走私鴉片罪，理應判處死刑。
“被告人悔罪態度端正，主動檢舉揭發海盜違法犯罪線索，主動報效白銀二十萬兩，符合減刑情節。本院綜合考慮，決定判處被告人死刑緩期執行，沒收個人一切財產。
“被告若有不服，可於十日內向廣東省高階法院申訴。若無異議，待大理院核准後，便執行刑罰……”
阿禮國飛快翻閱著手中的《法律彙編》，找到了死刑緩期執行的條目。這是一種變通死刑的刑罰，比較適合當前的社會治安現狀。
事實上，當前社會失序，犯罪活動較為普遍。不管是按照暨南軍政府《刑法》，還是按照《大清律例》、太平天國法律，都應大量誅殺罪犯。
這顯然不利於社會穩定。譬如說鴉片犯罪，一旦嚴禁執行法律，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再譬如曾國藩在湖南辦審案局，大殺罪犯，也得了個曾剃頭的諢名。
軍政府使用“死刑緩期執行”代替“死刑”處理鴉片走私商，既能震懾犯罪活動，又能開闢財源，顯然更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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