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翰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多年，對東印度公司內部弊病知之甚深。正如楊烜所說，英國議會迫於壓力，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商業特權。東印度公司因此一落千丈，職員待遇大不如前。
作為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伍崇曜已經奉楊烜之令，向東印度公司發出邀請，希望公司派出職員，前來暨南軍政府效力。
這是一件雙贏的事。軍政府得以接收東印度公司的軍事、行政、技術、工商業方面的人才，東印度公司也能遣散多餘的職員，降低管理成本。
在這件事上，伍崇曜已經與文翰透過氣，得到了文翰的歡迎。
不過，最令文翰欣喜的，當是楊烜在香港問題上的表態。十年前，英國人透過中英《南京條約》強租香港島，在遠東獲得了前進基地。
聽楊烜的話意，似乎願意承認英國在香港的權益。文翰十分欣喜，問道：“將軍，大英帝國與清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軍政府願意遵守這些條約嗎？”
這是一個危險的問題，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譬如中英《南京條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
這些條約，是列強入侵華夏的開端，也是華夏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
條約中最嚴重者，包括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地最惠國待遇，嚴重地侵犯了華夏主權。
協定關稅，使華夏失去關稅自主權，民族工商業失去關稅保護。
領事裁判權，使華夏失去司法主權，釀成教亂等一系列問題。
片面最惠國待遇，則使外國兵艦可以隨時駛抵華夏通商口岸，直接威脅華夏國防安全。
但總的來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總體還算可控，危害性相對較小。不像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幾乎把華夏帶入了萬劫不復的地步。
譬如，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規定的協定關稅，中外還能商量確定稅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人直接把進口關稅壓低至百分之二點五，近乎零關稅。
俄國人更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趁火打劫，獲得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
而領事裁判權，更令後人匪夷所思，意是滿清官員主動提出來的。滿清官員最怕與洋人打交道，便把司法主權拱手讓給洋人，讓外國領事自主審判本國國民。
塔讀
在1852年，洋人尚未取得完全的領事裁判權。當時的司法實踐中，譬如在上海租界，是由中外各國組成會審公廨，共同審判涉及到洋人的案件。
為了繼承滿清的龐大領土，楊烜必須奉滿清為正統。為了防止華夏主權受到更多的侵害，暨南軍政府應該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前，即1860年10月前，正式建立國號。
現在，軍政府還很弱小。為了爭取洋人的支援，為了促進開放通商，軍政府確有必要承認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這，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
歷史上，太平軍定都天京後，各國公使先後訪問天京，試探洪、楊態度。
洪楊雖是泥腿子出身，卻比咸豐皇帝還要傲慢，完全以天朝上國自居，拒絕承認清朝與外國簽訂的條約。洪秀全聽說英國皇帝是個女王，甚至想納英國女王為妾，鬧了個國際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