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烜深知，要想盡快統一全國，就要做好統戰工作，接納各方力量，包容各方力量，改造各方力量。
從本質上講，目前在華夏開展徹底革命的條件並不成熟。1852年的華夏民智未開，缺少自下而上開展底層革命的土壤。
沒有政黨，沒有大批次的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要想追趕西方，要想富國強兵，必須走自上而下的革命道路。
這就意味著，楊烜必須最大限度地團結社會精英，改造社會精英，趕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闖出一條自上而下的革命道路。
楊烜本人亦出身於上流社會，是名將楊遇春的嫡孫。楊遇春才死了十五年，在綠營、陝甘仍有很多門生故吏。
楊烜的叔父楊國楨之前擔任閩浙總督，雖已被褫奪了官職，在官場仍有很多故舊。
這就意味著，楊烜與洪秀全、楊秀清等底層百姓不同，完全有可能爭取到社會上層精英的支援。
黑旗軍以“均田免賦”贏得了底層百姓的支援，這是黑旗軍的立身之本。
但黑旗軍要想行穩致遠，要想盡快統一全國，必須發展近代工商業。這一點，底層百姓幫不上忙，必須依靠士紳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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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皇帝是滿人中的愛新覺羅氏，滿人是皇室的最大支撐者，佔據著一半以上的高階官位。在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集團崛起之前，滿族官員勢力一直壓制漢族官員勢力，對華夏政局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
如果楊烜能夠爭取到廣州滿人的投誠，勢必會形成很好的示範效應。如果連滿人官員都能投降黑旗軍，都能受到黑旗軍的重用，其他官員更不會再有顧忌。
關鍵是，滿人有可能投降黑旗軍嗎？
楊烜認為，廣州八旗完全有可能投降黑旗軍，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
一、滿人並非鐵板一塊，凝聚力已經大不如今。
黑旗軍佔據桂南後，又奪取滇、桂相接的泗城府。雲南回民起義亦受鼓舞，聲勢頗為浩大。
這其中，便有滿人參與雲南回民起義，支援起義軍對抗官軍，為首者是個姓德的三品參將。
扯開了講，八旗各部與清廷亦非鐵板一塊，甚至可以說是離心離德。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如此，滿洲八旗亦如此。
譬如，愛新覺羅皇族與葉赫家族便有世仇。努爾哈赤平定葉赫部時，葉赫部首領便發出毒誓，說葉赫部哪怕只剩一個女子，也要顛覆愛新覺羅氏。
一語成讖。日後，出身葉赫家族的慈禧太后、隆裕太后，果真傾覆了愛新覺羅皇室。
到清末時，普通滿人與愛新覺羅皇族已經矛盾重重，幾近於水火不容。
以至於辛亥革命時，東北的滿人亦積極響應，通電支援革命，明確拒絕清廷撤回關外。各地八旗亦紛紛投降，廣州八旗根本就沒抵抗，直接無條件投降了廣東革命軍。
二、八旗兵生活悽苦，對清廷不滿已久。
乾隆以前，滿清財政較為充裕，八旗兵軍餉充足，生活優渥。譬如，八旗兵僅軍餉一項，至少是綠營兵的三倍以上，八旗兵家眷亦無償享受官府提供的?米。
自嘉慶以來，滿清財政情況惡化，八旗待遇也逐年降低。他們雖不至於像農村貧民那樣吃了上頓沒下頓，卻也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
為了維持八旗的軍事功能，清廷繼續在各地滿城推行高壓政策。普通滿人只能參軍打仗，不能學習技術，嚴禁從事工農業、手工業生產活動，嚴禁經營工商業，嚴禁與漢族通婚。
特別是，滿清為了防止八旗子弟“出旗為民”，把滿人圈禁在滿城裡，嚴禁他們出城，形同奴役。
其中，京畿八旗不得離開滿城四十里，駐防八旗不得離開滿城二十里。廣州長期對外開放，社會情況複雜，廣州八旗兵及家眷嚴禁離開滿城十里。
《駐粵八旗逃人例》中明確規定：廣州八旗兵及家眷初次逃離滿城被獲者鞭一百，第二次逃走被獲者枷號一月鞭一百，第三次逃走被獲者發黑龍江當差，三次後復逃者雖自行投回不論年月即照初次逃走被獲例，鞭一百，交旗約束。
條例規定詳細，也從側面印證了兩個事實：一、廣州滿人生活悽苦；二、駐粵八旗子弟逃離旗營已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滿人是清朝的最大支持者。滿人生活尚且如此悽苦，管理如此嚴格，晚清之弊政可見一斑矣。
三、柏貴、穆克德訥等滿人大員貪生怕死。
廣州將軍穆特恩在廣西前線戰死後，廣東巡撫柏貴、廣州八旗副都統穆克德訥成為廣州滿人的領袖，皆為貪生怕死之輩。
柏貴，額哲忒氏，字雨田，蒙古正黃旗人，嘉慶年間舉人。他在廣東任職多年，從知縣做到廣東布政使，之後接替葉名琛擔任廣東巡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