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政院第一次集會，楊烜的發言使議員們備受鼓舞。
有個官僚代表問道：“大元帥，我想問下，咱們軍政府留用了許多舊官僚、胥吏。以後，軍政府會一直留用他們嗎？”
楊烜笑道：“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只要他們盡心辦事，一心為公，我們當然會一直留用他們。”
當時廣西州縣，大縣人口可達十幾萬，一縣胥吏則在一千人左右。一名官吏需對應一百多口人，當時通訊條件落後，政府組織效率絕對高不了。
楊烜已經下令，要求各級軍政府應至少留用一半胥吏，以保證政權穩定。
開明縉紳鄒文清問道：“大帥，均田免賦一旦實施，地主皆要失去土地。政府鼓勵設廠，可地主都沒有辦廠經驗，能成嗎？”
這也是一個頗受關注的問題。楊烜對道：“諸位無需費心。軍政府會幫忙籌建若干個工廠，吸收地主參股。等工廠進入正軌後，再交由股東管理。
“我們的思路是，先集中精力、財力培養幾個大工廠，形成示範效應。有了大工廠，就能帶動形成小工廠，就能形成一大片產業。
“對於工商業，我們軍政府是極力提倡的。英法美三國船堅炮利，都是建立在發達的工商業基礎上的。我們華夏一直以農業立國，在農業時代是無可匹敵的世界強國。
“如今，世界已經進入工業時代。我們必須積極發展工商業，擺脫小農經濟，才能復興華夏，才能重新成為世界一流強國。
“因此，暨南軍政府將大力鼓勵工商業，將大力提高商人地位。在工商業領域，軍政府主張‘法無禁止皆可為’。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商人皆可涉足，不必請求官府同意。”
楊烜談到高興處，乾脆拓展開了講，借議員提問，闡述起軍政府的施政綱領。
這一番工商業“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言論，出自楊烜之口，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
在封建時代，歷朝歷代為了維護皇權，都堅決主張“重農抑商”。因為商業活動必然促進經濟流通、人員流動，這對古代皇權來說，是個不容忽視的威脅。
明清時，商品經濟開始萌芽，但朱氏和愛新覺羅氏都沒有鼓勵工商業的見識。清初康、雍、乾三帝皆為雄主，卻不約而同地選擇閉關鎖國，繼續強化“重農抑商”政策。
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借助第一次工業革命，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至1851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經進入尾聲。第二次工業革命正在醞釀，人類也將進入“電氣時代”。
古老的華夏，仍舊深陷小農經濟的陷阱。滿清無能，經歷過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不禁不肯睜眼看世界，反而更加排外，對工商業發展百般掣肘。
譬如，當時便有規定，民間開礦等“重工業”需要工部“部照”營業執照），買賣生絲等“輕工業”需要戶部“部照”。至於開設票號等“金融服務業”，不僅需要戶部“部照”，還要求同行提供擔保。
清朝維持集權，一靠軍機處統攬軍政大權，二靠內閣六部。工部、戶部皆為內閣中的重要部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實權部門。
地方商人要經營工商業，竟然要跑到中央實權部門討要“部照”，這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
各級官吏都要靠這些特權尋租，從商人身上敲骨吸髓。清末時，光緒帝力推戊戌變法，地方毫無響應。袁世凱執掌北洋，老於吏事，主持官制改革時，亦遭到群臣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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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之積重難返，由此可見一斑矣。
暨南軍政府主張“法無禁止皆可為”，解開了千百年來加上商人頭上的枷鎖，意義極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