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開辦大量的官營釀酒坊，從生產到銷售，把持酒的專賣。
第二、繼承五代以來的“酒麴專賣”的制度，允許民間酒戶釀酒，但必須從官方購買酒麴，同時課以重稅。反正酒戶想釀酒，必須用到酒麴，而且根據購買酒麴的數量，可以推斷出酒的產量，徵稅也“有的放失”，酒戶基本不可能逃稅、漏稅。
為了從源頭上控制釀酒業，宋初便制定了嚴厲的“禁曲令”，規定：“私造麴15斤、私運酒入城達3鬥者，處死。賣私曲者，按私造麴之罪減半處罰。”
宋朝的酒稅達到古代巔峰，宋代的榷酒收入直接拔充軍費，因此是支撐邊境軍費的重要來源。
宋代的酒稅從立國以來，在財政收入中一直佔據較高的比例，天禧末年超過了1000萬貫，佔財政收入的比例達16%。
既使南宋丟掉了北方的大部分領土，宋高宗時期的酒稅仍有1300萬貫，財政收入佔比達24%。
然而、由於到了明代，除了洪武年間短暫實行過官店賣酒徵稅外，其他時候的酒稅基本劃歸地方，並與船稅、漁課、醋等其它商稅合併計算。
因此沒有明代酒稅總額和稅率的記載，酒稅的稅率更是歷代最低。
明代酒麴稅的稅率為2%，非常低的稅率。
如正統13年杭州知府高安上奏說：“本府自國初，酒醋歲課鈔106，080貫。經歷年久，中有新開酒醋之店，分毫無稅。”
大致意思是杭州從建國以來，徵收的酒醋稅沒有變化，新開的酒醋店都沒有徵收酒稅。
明代的紙鈔從洪武年間不斷貶值，到正統年間，100貫鈔才能買1石米，10萬貫鈔相當於1000石米，約400貫銅錢。
也就是說、像杭州這種大城市每年徵收的酒醋稅只有400貫，而南宋的常州府，每年課徵的酒稅超過37萬貫。
在明代人口多餘宋代的時候，宋代能徵收一千三百萬貫的酒稅，而明代酒稅卻長期在五萬兩左右。
儘管有著時代和匯率的不同，但以洪武年間制定的酒稅來說，大明朝的酒稅也應該每年可以收取數十萬兩才對。
現在的局面是，民間的商賈都把官府的話當成耳旁風了，根本就不交稅，而百姓也有樣學樣。
朱由檢缺銀子，很缺！
眼下鹽茶兩司的效果已經出來了，那麼作為財政大頭的酒稅也就要搬上臺面了。
“酒稅一事不容爭論，自即日起，戶部設立酒課司，於天下各府監督地方官員、商賈。”
面對百官的激進上疏，朱由檢視若無睹的繼續下令，因為他很清楚酒稅這種玩意實際上是富人稅。
相比之鹽鐵專賣，酒稅屬於非必需品徵稅，等於向有錢人徵收一種特別消費稅，是朝廷稅制的重要補充，對普通百姓的生活影響較小。
如果說食鹽專賣是“國民所急而稅之”，那麼酒的專賣則是“國民所靡而稅之”。
酒稅就是羊毛，財政需要時，便會剪一剪。
宋朝實行募兵制，常年供養八九十萬軍隊，財政壓力巨大，所以一直實行榷酒政策，徵稅體系也非常完備。
漢朝、唐朝在財政出現壓力時，也會拿出酒稅的政策，剪一剪富人的羊毛。
明朝皇帝一直沒看清楚這點，總是盯著農民那點稅，所以逼出了李自成、張獻忠。
總之就是一句話，只要皇帝真正狠下心來徵稅，酒稅往往能交出一大筆錢。
更何況朱由檢並沒有將酒稅制定的很高，他只是將洪武年間留下來的政策進行增稅，將原本大約2%的酒稅，提高到了15%左右罷了。
百官哭，是因為他們屬於士紳，屬於地主階級，是士紳地主的代表。
酒稅對他們這群喜愛風花雪月，飲酒作詩的人來說，自然是一筆沉重的賦稅。
可這又如何呢？
一家哭總好過一路哭，百官哭總好過百姓哭。
大災之下，百姓會把糧食拿來釀酒的人終究是少數，而這少數的人，朱由檢會用一種酒來補償他們。
山西、北直隸和各省的番薯田正愁沒地方使，用來釀酒地瓜燒，然後低價售賣給百姓並不是什麼難事。
地瓜燒對於百姓來說，也沒有那麼難喝，反倒是這群喜歡吟詩作對的百官，那些驕奢淫逸計程車紳富商喝不下去。
喝不下去，想喝好的，那就拿銀子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