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夫斯納推測說，醜國旅館草創之初便如此之大，是因為旅行者不像歐洲人那樣，在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親戚朋友，大多數美國人也不習慣寄宿別家。
還有一點更為重要，醜國旅館業的興起和醜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過程完全平行。
到了20世紀初，很多人已經把大城市的旅館當成了家，尤其是來到經濟起飛地尋找機會的青年夫婦，以及不停地湧入新興產業基地的專業人員。
這些人幫忙把曼哈頓的房價抬上了世界巔峰，讓舊金山由一座濱海小鎮變成了西海岸的重鎮。
舊金山在1848年僅有500人，僅僅過了不到30年，它的皇宮酒店就已經有755個房間了。
又過30年，福特推出了t型車，在醜國成為一個輪子上的國家之後，寄住在酒店裡的醜國人更沒必要買房了。
因為他們將會在幾個城市之間流轉，反正，最終還可以一路駛回在小鎮的故鄉。
為什麼與現代旅館有關的一切幾乎都是由醜國人來推動？
因為沒有誰比他們更習慣這樣大規模的、週期性的遷徙。
希爾頓的生意在1919年的得克薩斯應運而生，8年後是馬里奧的萬豪，喜來登則由漢德森和摩爾創業於1937年。
到了1957年普利茲克打造新品牌凱悅的時候，很顯然，這個產業已經是現代生活的標配了。
人們可以用大酒店品牌的有無判斷一個城市全球化的程度——注意，最後一位20年後也創立了普利茲克建築獎——“當代建築的風向標”，看來，也和城市流動空間的風向標有關。
回顧當代旅館並不能算很長的歷史，很容易看到它並不是一種型別確定的空間。
換而言之，讓巴爾扎克捏起鼻子的下等人公寓，不差錢土豪們在異鄉的寄宿地。
和20世紀成就了一個產業的連鎖品牌，其實並不是同一類建築；
或者，只允許女賓小範圍活動的上流社會下榻處，以及等而下之的小酒館，也無法用同樣原則設計。
如果一定要說這多樣化的選擇中還有什麼勾連，那就是每種旅館的興旺都和城市的境地有關。
旅館之夢也是城市野心騰達的夢，這種夢境首先是故鄉/異鄉轉換的社會學，它具體的建築容器要感謝一種現代發明：
社會學和空間，兩者須臾不可分離。
紐約的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旅館，最初也是旅館業大亨阿斯特家族的地產。
一開始不到五層，它不免仍是一座向歐洲上流社會致敬的紀念碑，雖然名為旅館，威廉·沃爾多夫·阿斯特希望，它儘可能低調奢華，少點“典型旅館的特點”。
經理博爾特卻天才地瞄準了醜國人獨具的優勢：越大越好！
位於同一個街區的華爾道夫旅館剛剛竣工，博爾特就開始說服這些不同產業的主人們把業務合併在一起。
所以，事實上它是兩個旅館的合體。
這種合併多虧了醜國大城市的獨特建築樣式——摩天樓，它不全聽藝術家的建議，只服從地產投機的邏輯。
此前芝加哥的禮堂大樓也是一座引人注目的酒店。
誰說電影院之類大空間一定要放在購物中心頂層？
在當年，這些旅館房間就懸掛在跨度達到75米、高近30米的劇院的空洞之上。
即使在19世紀末的人看來，這種思路也是腦洞清奇。
然而，現代意義上的結構技術那時已相當成熟，有了電燈，建築的尺寸再大內部也不至於全黑。
只要時尚風向讓大規模的地產投資有利可圖，工程師們就可隨心所欲，建造出體量巨碩構造奇特的建築。
不管你在這個體塊內如何“雕鑿”，哪怕像禮堂大樓那樣挖出一個大洞，它的各個部分和功能之間也可以隨心所欲地拼接。
至於是否抄襲歐洲建築的外表，已經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