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在極力淡化漢族人民民族意識的同時，又極力強化滿人的民族意識。
皇太極時期，數次入關擄掠上百萬人畜，統治地區日漸擴大，人口劇增，再加上先進的漢族文化以銳不可擋之勢衝擊整個滿族社會，這一切引起皇太極的高度警覺。
他先是規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語言方面，皇太極針對民族同居、滿人學習漢語的情況，強調漢官、漢民必須學習滿語。
當時，不會滿語就會受歧視。
不少漢官，“祗因未諳滿語，嘗被訕笑，或致凌辱，致使傷心落淚者有之”。
同時，還規定官名及有關城邑名俱改為滿文。
本來，努爾哈赤時期曾於天命五年，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總兵官品級為三等，其副將、參將、遊擊亦如之。眾牛錄下設千總四員”。
皇太極則規定，“先照漢人稱呼的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備禦，今後再不許叫”，另稱固山額真、牛錄額真等滿語官名。
還將一些漢語城邑名稱改為滿語，“其瀋陽城，稱曰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天眷興京”。
此外，在服飾方面，皇太極時期規定，“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滿洲式樣”。
皇太極還一再告誡滿族子弟要保持騎射的習俗。
力圖透過這一系列措施來強化滿族人民的民族意識。
天聰初年，皇太極基本繼承了乃父努爾哈赤的天命思想，認為上天威力無窮，可以立君，可以興國。
他曾說：“天下諸國，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
皇太極又說：“興之、揚之、定之，悉在於天，非人力所能強得也。”
對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間是非這一點，至少在天聰四年，1630年以前他還是信從的。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在遺朝鮮國王李倧書和致明寧遠守將袁崇煥書中都說：“惟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乃以我為是，以明為非。”
對“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
尤其在他親率軍隊徵明，一舉攻克遵化城時，興奮地宣諭將士：“已蒙天佑，克奏膚功。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後此之佑命錫福者，更大有在也。”
皇太極對上天“佑命錫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綜觀皇太極一生言行，可以看出，雖則他對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則是他思想的主流。
在永平、灤州得而復失之後，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皇太極親率大軍進攻大淩河，臨行前他對諸臣說：“今日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恪遵訓諭，切識於心。”
對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後金心中沒底，流露出天命無常的思想意識。
天聰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錄章京劉學誠條奏建天地壇，皇太極覽奏後答曰：“至於建郊社，立宗廟，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業，彼時順承天心，恭議大典，未晚也。”
更為明確地表述了天命無常的思想。
在皇太極看來，天命無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歸於後金是個未知數，但君主在上天面前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天意是可以透過君主的行為來改變的。
他吸收了中國原始儒學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進步天命觀。
他對文館諸臣說：“見史臣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承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子，為天所親愛乎？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鑑而已。”
皇太極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只有“體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稱。
戰略思想上，皇太極在國力較弱之時，曾採取對明暫時議和，以爭取時間的戰略。
但大臣們都知悉入關奪取明政權是皇太極的夙願；即所謂“皇上志在中原”。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後金與明的寧錦之戰，大小數十次，後金以失敗告終。
是年，因朝鮮李倧政權採取敵視後金之策，剛剛繼位的皇太極，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島的毛文龍，順擊李氏政權；直至李倧請和。
但此時的後金與努爾哈赤之時已不同，後金勢力已經壯大，並不懼怕李氏政權從後方對其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