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對每個讀者都是一個“未知數”，即便心中形成了兩種聲音的激烈爭吵，最後也很難有結論。例如——
他竭盡全力把那條大魚戰勝了，把它拖了回來，他沒有被它搞死，他勝利了；
但拖回來的大魚在船尾後面被遊弋的鯊魚啃吃光了，拉回來的只是一副碩大無比的魚骨頭，長時間的生死搏鬥毫無成果，他失敗了；
然而又不盡然，他在失敗中保持著風度，有時甚至還有點閒適優雅、從容幽默，直到最後筋疲力盡、一無所得地回到海邊茅棚，臉朝下睡著了，竟然還在“夢見獅子”，於是，他又是勝利者；
可是再想開去，“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顯得老邁”，海既永恆又遼闊，他能在它的懷抱裡再搏鬥幾次呢？
……
於是，到頭來誰也不能斷言，老人究竟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
這個未知，困惑了，也感動了千萬讀者。大家突然發現，我們對很多這樣的根本問題，都是未知。
失敗與勝利、樂觀與悲觀的複雜組接，使海明威立即成為研究現代人生的文學大師，儘管他的這篇小說那麼簡練。
只要作品表現的內容是未知而神秘的，那麼，這部作品本身也會變得未知而神秘。海明威在一封通訊中表達了他對優秀作品的看法：
真正優秀的作品，不管你讀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麼寫成的。這是因為一切偉大的作品都有神秘之處，而這種神秘之處是分離不出來的。它繼續存在著，永遠有生命力。你每重讀一遍，你看得到或者學得到新的東西。你不會首先感覺到你讀頭一遍時是如何上技巧的當的。
《致哈維·佈雷特》
無數事實證明，在現代，許多大體上按照傳統方式進行創作的藝術家，也會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增益一些未知因素，從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哲理品位。
美國電影《一曲難忘》是個例子。這部拍於幾十年前的影片用的是傳統手法，但今天重映，要比其他許多同時代拍攝的片子更能引起當代觀眾的興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具備某種未知和兩難。
影片表現了肖邦的生平。肖邦作為一個音樂天才在巴黎立足併名震歐洲，女作家喬治·桑起了很大作用。她給了他最初的掌聲和熱烈的戀情，還把他安頓在自己的島上別墅中讓他靜心創作。但就在這時，肖邦的祖國波蘭面臨外族侵略掀起了愛國運動，他的鄉親、老師、早年的戀人都要拉他投入愛國鬥爭。喬治·桑反對肖邦這樣做，因為她確認他是世界音樂史上最珍貴的天才之一。幾經矛盾，肖邦離開喬治·桑投入了愛國鬥爭，他馬不停蹄地到各大城市演奏，以所得錢款支援愛國者，結果很快積勞成疾，離開了人世。愛國者把肖邦的死訊告訴喬治·桑，要她參加追悼會，但她拒絕參加，說：這下你們該滿意了吧？世界永遠失去了一個天才！
照傳統的藝術欣賞習慣，我國不少觀眾會簡單地認為這部片子歌頌了肖邦為愛國而死的精神，批判了喬治·桑的行徑。其實事情並不那麼簡單，電影藝術家把自己的困惑誠懇地交付給了觀眾。他們歌頌肖邦的愛國熱忱，但對他因連日演奏而喪生的結果更不願意接受，所以他們又公允地表現了喬治·桑的理由。這就構成了一種“二律背反”的悖論。兩者都有道理，但任何一種道理的引申結果都構成對自身的否定。這是歷史上一切天才都會遇到的困境：既要耗身於現實鬥爭，否則自身就失去了根脈；又要維護自身的獨特價值，否則就構不成遠遠高出於世俗民眾的天才格局。天才存身的社會土壤很可能造成對天才的耗損；另一方面，孤獨又可能使天才失去社會價值。《一曲難忘》的創作者把這種複雜性展示出來了，因而也就展示了一個找不到結論的人生課題，一部基本上屬傳統風格的影片也就有了現代哲理的色澤。
當代美國電影《克萊默夫婦》在展現形態上並沒有多少現代方式，但它的情節構架卻也留下了可供人們深長思之的未知。這對夫婦令人同情地離異了，為了爭奪愛子越吵越兇，實際上也越吵越近：因為他們的情感連線點在爭奪中越來越鮮明，因此也越來越離不開了。影片臨近結束，觀眾們企盼著他們破鏡重圓，但是不能。和好如初必然矛盾如初，一部電影又要從頭再演一遍，沒完沒了。這兒又陷入“二律背反”的兩難了。妻子要獲得精神平衡必須外出參加工作，但外出參加工作又帶來了新的不平衡，要解決這種新的不平衡，只能回到老的不平衡，總之，走來走去都是自我否定；丈夫要維持這個家庭只能拼命工作，但這樣做反倒破壞了這個家庭，同樣也是自我否定。他們該怎麼辦呢？觀眾不知道，電影藝術家自己也不知道。一個赤裸裸的未知數。
交給影片一個淺薄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容易的。例如，妻子認錯了，她本不應找工作，而應該安心做家務；又如，丈夫領悟了，他不應全力參加公司工作，而應該分擔妻子的家務。但是，影片中的虛構夫妻可以這樣輕易解決，現代生活中無數夫妻都遇到了的巨大“悖論”卻被瞞騙住了，影片也就失去了價值。廣大觀眾不願意藝術家教訓他們如何做一個好丈夫、好妻子，而願意與他們一起平等地研究一個苦澀的普遍命題。這種研究，並不是為了獲取解決方案，而是要更深切地品味人生。
有人會問：把自己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拿出來交給觀眾，不是太不負責了嗎？
現代藝術家回答：把生活中並未解決的問題在藝術上輕便地解決了，不是太不負責了嗎？
有人會問：還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有什麼表現的必要呢？
現代藝術家回答：已經找到了答案的問題，有什麼表現的必要呢？
193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歇·馬丁·杜加爾成功前，他的朋友喬治·杜亞美在讀了杜加爾的小說《諦波父子》的前兩卷後，誠懇地談了一些意見，杜加爾覺得“很有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意見是：
您只是運用了19世紀那些善良的老作家們所取得的東西，而我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對已熟悉和已經研究過的東西進行新的組合。我們小說家的任務是要在神秘的感情世界裡找到新的、尚未引起作家們注意的、從未被發現的特點，換句話說，我們的任務是要用新的、意想不到的東西去豐富我們對人的尚未完全的認識……
羅歇·馬丁·杜加爾：《回憶錄》
這是對20世紀藝術的開發精神的一個集中概括。著名法國作家阿蘭·羅布格里耶也曾劃分過這種世紀性的重大差別。他說：“人們甚至可以自問：某種如1900年以前的文學修養，是否有害於他們的理解力。”他認為，20世紀的廣大歐洲讀者，即便還沒有讀過卡夫卡，也不會被巴爾扎克式的文學形式捆綁住，而是會自然地適應那些體現20世紀的世界形象和心理形象的作品。他的結論是：
在我們的周圍，世界的意義只是部分的、暫時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總是有爭議的。藝術作品又怎麼能先知先覺預先提出某種意義，而不管是什麼意義呢？……現代小說是一種探索，在探索程序中逐漸建立起自身的意義
。
《新小說》
在這些現代藝術家看來，世界的意義，人生的意義，都不是某種事先的強加，而只能產生在探索的過程中。探索有結果嗎？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最大的那些未知課題與人類相始終，因此肯定不會找到答案，但卻又永遠充滿著吸引力。於是，探索、開發、發現、創造，這就是新世紀藝術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