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以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劇作《伽利略傳》來說明這一問題。
科學家伽利略的故事，可以從多方面引申出意義來，其中最接近真理的是地球繞日說。伽利略為此而奮鬥終生，為此而受盡迫害，那麼，我們能不能用藝術來表現這一常識性的真理
呢？一想就明白，不管用什麼方式，這種表現常識性真理的作品就像科普展覽會中的教學性節目，不可能產生什麼精神力量和藝術力量。
比這個公認的真理輻射小一點的，是一些社會性的真理
，例如：科學必將戰勝迷信，中世紀式的教會是虐殺科學的罪人，科學家要有揭示真相的勇氣……這些道理都不錯，把這些道理中的任何一條作為主題，是許多藝術家的創作習慣。然而，這種做法，仍然與現代藝術家的追求大異其趣。
藝術作品的誕生，並不是僅僅為了替公認正確的道理增添一個例子，而應該用藝術自身的方式，在公認正確的道理的外面、反面或邊緣地帶，發現新的道理。
新的道理的發現，必然會構成對原有道理的某些“不敬”，因為一種新的道理對原有道理如果沒有逆向伸拓
而只有順向伸拓
，嚴格說來不能稱之為新。
於是，布萊希特沒有去闡揚這些人所共知的正確道理，而是在這些道理的邊緣和旁側尋找到了一些複雜的難題。例如，伽利略明明在望遠鏡裡證實了哥白尼的理論，但他還是在教會的刑具前屈服了，公開宣佈自己的“謬誤”，這一宣佈，給歐洲科學事業帶來了長久的阻礙。然而，他的屈服和怯懦難道毫無可取之處麼？人們早就發現，如果他當初在教廷英勇赴死，那麼，人類將會失去他的後期著作。他的後期著作的成就似乎能使人們原諒他當初的屈服，甚至承認“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很可能是一條曲線而不是直線”，但又有人提出異議……
這些問題複雜纏人、難於決斷。布萊希特就是選中了這些難題。《伽利略傳》除了表現了上述這些難題外，還大規模地涉及了諸如科學與社會、目的與手段、理想與現實、精神目標與物慾需求、天體星際與世故人情等等命題之間的複雜關係。沒有哪一種既成公理能夠裁決這些關係，沒有哪一對關係能找到一種簡捷的答案。於是，伽利略、布萊希特、廣大觀眾，一起思索。
有的理論家嘀咕了：這樣的作品，誰願意看？誰看得懂？我們可以聽聽卞之琳先生看這出戏的體會：
一般人都認為《伽利略傳》是布萊希特的戲劇傑作。恐怕它也是布萊希特戲劇當中最不容易一下子完全瞭解的作品。事有湊巧，這偏偏是我個人第一次看了（算是看了）演出的布萊希特的一齣戲。……臺上的講話當然一字不懂，只有伽利略被迫悔過發表宣告的時候，忽然從擴音機裡聽到一段英文，又忽然聽到一段法文（劇本里只有德文），也都是措手不及，只抓住了幾小句的意義。儘管對於伽利略受羅馬教廷迫害的歷史事實，我也還有一點概念，我對於劇情，事先卻毫無所知。但是，說來奇怪，我看了這出戏卻居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布萊希特戲劇印象記》
卞之琳先生如實地把最不容易瞭解和得到深刻印象
連在一起，使我們懂得，藝術的吸引力與藝術的複雜性並不牴觸。一出在內容上包含著這麼多撲朔迷離的難題的戲劇，居然給一位不知劇情、不懂劇詞的觀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種怪異的文化現象值得深思。
一切向著未知領域開發的藝術作品，都會在展現現場構成一種誘人的氣氛，吸引你與它一起向著生活的深層探掘
。相比之下，像小學老師引導學生一樣來向觀眾轉述一種既定常理，則失去了共同研討的氣氛
。在觀看《伽利略傳》的劇場裡，人人都從舞臺上感受到了人生真正存在的複雜性，同時也感受到了藝術家在表現這些複雜性時的真誠。通體的真誠從舞臺上散發出來，被觀眾領悟。
現代藝術家特別重視探察未知，大半是由於現代生活的發展速率使以往規則的朽逝頻率大為提高，未知天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不研究、不探察，只會使心頭留存的幻影與生活本身越來越遠。
布萊希特在論述自己的“敘述性戲劇”與傳統戲劇觀念的區別時，曾說過這樣兩條重要區別：傳統的戲劇觀念把劇中人處理成不變的，讓他們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裡，以便觀眾去識別和熟悉他們，而他的“敘述性戲劇”則主張人是變化的，並且正在不斷變化著，因此不熱衷於為他們裁定種種框範，包括性格框範在內，而是把他們看成“未知數”，吸引觀眾一起來研究。
日本戲劇理論家千田是也在論述布萊希特的這一思想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從許多《編劇法》或《編劇技巧》等書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述：對劇中人的性格和意志必須先有個概括的規定。……實際上，這只不過是為了促進感情同化和淨化作用的權宜辦法罷了。然而，令人傷腦筋的是人們由於習慣了這種辦法，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方法也隨之固定起來了。這無形中就使人覺得環境不會變，人也是永遠不會變的，這一點正是布萊希特所不喜歡的地方。可是，“敘事性戲劇”的情況就不同了。它首先把人、人的社會生活看成是未知數，要求人們去“研究”
。這樣，人也好，環境也好，便都可以按其客觀實際，作為“變化了的”或“正在變化著的”事物來掌握。這正是布萊希特所追求的東西。
《布萊希特方法》
戲劇領域對布萊希特的方法常常有偏於形式的理解，實際上，千田是也所揭示的“它首先把人、人的社會生活看成是未知數，要求人們去‘研究’”，才是它的精神核心，抓住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它與整個現代文藝思潮的連線點，觸及了現代藝術的共性。
現代藝術的共性，也就是這種“可研究性
”。
很自然，我們想起了海明威。
海明威195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他並沒有去參加授獎儀式，由美國駐瑞典大使代讀的書面發言中有這樣一段很著名的話：
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一個新起點。他應該永遠嘗試去做那些從來沒有人做過或者他人沒有做成的事。這樣他就有幸會獲得成功。
海明威的作品確實飽蘊著這種強烈的探索精神。《老人與海》，就是他對現代精神、美國精神、男子漢精神的一種探索。那位孤獨的老人置身在茫茫大海中，與浪、與魚、與自己的體力和意志進行著搏鬥。但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卻找不到答案，這個老人，最後他到底勝利了沒有？一個“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