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雖然剛解放，百廢待興，可辦學幾乎全靠國家撥款，學生每學期學費僅兩元錢，而且多數學生是免交的。學校的所有開支包括教師工資，辦公、教學用具、校舍及課桌凳的製作維修等等，都由國家撥款。儘管學校條件很艱苦，經費很緊張，老師收入也低，可是絕不存在亂收費問題，更不存在收受賄賂問題，老師不會向學生多收哪怕一分錢。學生的生活也簡樸，作業本是買來的大張白紙，四分錢一張，學生自己裁成32開裝訂成冊。鉛筆一、二分錢一支，書包都是家長自己縫製的。條件雖然很差，設施也很簡陋，但師生關係卻很融洽，家長對老師很尊重，老師在人們心目中地位很高。那時候的老師特別注重為人師表，處處做學生的表率。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動，至今不忘。有一次我們學校的師生參加全區組織的一項活動，學校離區政府所在地大約有二十五公里路，我走時沒帶飯，老師發現我中午沒吃飯，就到供銷社買了一斤餅乾給我，我堅決不要，最後返回的路上老師走在我前面，把那包餅乾放在路邊我的前面了，我知道這是老師特意給我留著的，他怕我要面子會拒絕他，所以選擇了這麼一個方式。我理解老師的良苦用心，拿上後想還給老師，但因為年紀小腳步不快趕不上，只好拿回家。那時一斤餅乾是很珍貴的，可更珍貴的是老師愛護學生的一片真情。那時候學校不僅學文化，也經常進行時事政策教育，為配合土改、互助、合作化等運動，學校在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同時，還要求學生說服家長。在沒有廣播，沒有報紙，更沒有電視，絕大部分農民都是文盲的村子裡，透過學生的傳播也是宣傳黨的政策的重要途徑，那時老師的威信很高，老師的話農民是很相信的。學校還組織學生參加多種多樣的活動，如清明節為烈士掃墓，組織春遊、種樹、體育比賽、學跳集體舞、節日慶祝活動等等。那時學校家庭作業不多，大部分作業在自習課完成。農村的孩子，特別是大點的孩子放學回家後都要幫大人幹活，白天沒時間做作業，有少量家庭作業也只能在晚上點煤油燈完成。我記得有一次放學，我在河邊摸小魚回家晚了點，惹得父親大發雷霆，怨我不回家幹活，把我打了一頓。小學畢業後，我想考初中，徵求父母親的意見，父母親都同意了。那在當時可不容易，不像現在要求著孩子上學，我們那時候是巴不得孩子不上學，早點回家幫忙幹活，好掙工分。那時小升初也不容易，全縣只有三所中學，考個初中比現在高考還難，全縣百餘所小學只有三所中學，幸虧當時不是人人都想考初中，絕大多數小學畢業生都留家務農了。我在全家支援下報了名。考試很正規，考場不在本校，我是到六里路外的另一個小學參考的，監考老師也是外校的，相互都不認識。考生每人一張桌，只差沒進行人身檢查，可能是因為那時無人作弊吧。那年我十四歲，第一次經歷這種場面，心裡很緊張。但很幸運，不久就收到錄取通知，我被縣城的三中錄取了。那時中學生很少，我們附近幾個村這麼多考生也僅考中三人，我是我們村裡首批中學生，成了本村一件大事，雖沒搞什麼慶典儀式，也成為人們一時的議論中心，人人羨慕不已，不亞於現在考進重點大學。”
“我所在的縣城三中是一所新建的中學，只有初中未設高中，僅是一所初級中學。我入學時每個年級只有四個班，1956年第一次招生，我們是第二批新生。那時在校生僅有三百來人，老師只有二十多人，到1958年第三批新生入校，也只有五百多名學生，師生總數不足六百人。那時學生除家在本鎮的，外地學生一律住校，我家離學校二十五里路，我也只能住校。學校每天七節課，另加早晚兩節自習，週六下午要上完兩節課才放假，外地學生可回家，週日全天休息，外地學生要在週日晚自習前到校報到。學校條件比較艱苦，沒有電燈，只點氣燈，氣燈是一種以煤油為燃料，充氣後點燃的油燈，很亮，一個四十來人的教室，點兩隻就可以了。學生宿舍都是通鋪，一個大房間住兩個班，屋內南北兩側各釘一排木板，木板上面鋪上草墊，學生將自備的行李鋪在草墊上睡覺。南北兩排床鋪中間有兩米左右的過道。學校的房子大部分是新建的，原來這裡有個小四合院作為老師的辦公室，教室和學生宿舍都是新建的磚瓦結構的平房。學校上下課的訊號，開始時使用手搖銅鈴，後來學校範圍擴大，一隻銅鈴己無濟於事，就改成敲鐘，名日鍾實則是把一小塊鋼板懸掛起來，用鐵錘敲打，聲音傳得很遠。學校有自己的食堂，但是沒有餐廳，每排教室前設一兩個露天賣飯點，廚工將飯菜分別裝到大木桶內，運到教室門前去賣，學生排隊買好飯菜教室用餐。學生就餐分別使用飯票和菜票，那時糧食是定量供應，中學生每月三十五斤，理應夠吃了。其實不然，主要是缺少副食，蔬菜很少，油蛋肉奇缺，加之學生大多數家庭生活困難，捨不得化錢買菜，很多人從家帶一點鹹菜下飯，十四五歲的孩子，正是長身體的候，單靠那點糧食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很多學生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相比之下我們家稍好一點，因為我兩個哥哥當時都在大興安嶺林區工作，不時寄點錢來，但我也儘量省吃儉用，從不亂化錢。衣服和鞋帽被褥都是母親和嫂子一針一線手工縫製的，那時有一雙普通膠鞋就是高階奢侈品了。記得有一回哥哥給我買了一雙膠鞋，全班同學都羨慕到不得了，我自己也為有雙膠鞋而沾沾自喜，穿到腳上舒適柔軟，不像手工做的布鞋又硬又擠腳。那時中學學費不多，每人每學期四元錢，家庭困難的還可申請少交或者免交，特困家庭還可以另外申請助學金，那時候，一個學生一個月生活費需二三十元，包括伙食費、學雜費和零用錢，一般農戶是負擔不起的。但是學校好啊，學校不僅不向學生亂收費，反而由國家撥款資助窮人家孩子學。學校功課較多，對學習抓得很緊，管理也很嚴，尤其住校生，除按時上下課外，還按時起床、按時就寢，每天早晨出早操，和部隊生活差不多，尤其後來由一名部隊轉業軍官當校長後，管理更嚴了。所以學校校風很好，好學上進蔚然成風，很少有違規違紀的學生。個別人違犯紀律除受到處分外，也受到公眾輿論的譴責，沒有人同情或支援歪風邪氣。那時學生年齡普遍偏大，雖是初中生，不少人卻有十七、八歲，大的也有二十來歲的，正處在青春期，可那時學校沒有人談情說愛，甚至和異性同學不敢私下接觸交談。”
“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如植樹造林綠化荒山，支農勞動，到學校周邊教文盲讀書寫字，被稱作掃盲等活動。尤其1958年，學生也是首當其衝，當時口號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地建設社會主義；超英趕美，大幹快上；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等等，不一而足。我們學校也停課投入到大鍊鋼鐵的洪流中，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加工鍊鋼爐用的耐火磚原料，把石英石運來用手錘砸成小塊，然後再用老百姓的碾子碾碎，用篩子篩出石英粉以備做耐火磚。另一件是把形似鐵礦石的石頭砸成小塊，以便裝爐鍊鋼。師生幹勁十足，晝夜不停，本來是倒班，可是換下來的人也不肯休息，結果累加困，邊幹活邊打瞌睡，不少人砸石頭時都會不小心砸到自己手上，碾石英粉的邊推碾子邊打瞌睡，不少學生被累倒了。老師只好強迫學生睡覺。就這樣搞了一個來月，不但沒有煉出鋼來，反而毀壞了很多東西，有的老百姓連家裡做飯的鐵鍋也砸了鍊鐵了。老百姓的碾子被堅硬的石英石磨的變形報廢了。到了秋季師生們又去支農深翻土地，據說深翻能奪高產，口號是深翻三尺不算深，一直挖到大地心。好像翻得越深產量越高。我們家鄉本來畝產只有一、二百斤，卻提出畝產過千斤，有的甚至提出口號畝產萬斤糧。唯一的措施就是深翻土地。那時既無農業機械，也無化肥，更無優良種子。只是用鐵鍬深挖，挖一鍬兩鍬還不夠，要挖三鍬甚至四鍬深。把地表土翻到下面，把下面的土翻到上層，結果造成第二年大減產。像這樣違背科學規律的事比比皆是。可見當年只講大幹，不講科學的盲目蠻幹。隨後的三年困難時期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但盲目蠻幹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對於十幾歲的學生，思想單純，對未來充滿希望，跟著蠻幹無可厚非，但絕大多數成年人覺得不妥也不敢提出異議。當時宣傳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各類政治口號喊得震天響，人們怕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有了1957年反右的教訓，為了保全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絕大多數人的信條，誰也不敢再冒政治風險了。學校當時重視體育，不僅堅持上體育課，還組織學生參加勞衛制鍛鍊，勞衛制是一種全民健身運動，規定各類體育專案的考核準，分少年勞衛制和成年勞衛制兩大類，成年勞衛制又分三、二、一級，一級最高，再高就是運動健將了。課外活動老師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勞衛制鍛鍊，經考核達標發給證章和證書。即使在支農勞動休息時也因地制宜組織勞衛制鍛鍊。我也喜歡體育活動，首先獲得少年勞衛制證章和證書，以後又獲得成年人三級勞衛制證章和證書。因為家庭生活困難，供我讀書實在不容易。我經常告誡自己要努力，不然對不起父母和兄長，這成了我積極向上的動力。所以我堅持勤奮讀書，嚴格要求自己，遵守學校紀律，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還在讀初二時加入了共青團，擔任過班幹部，記得擔任最長的是生活委員，那時的生活委員是負責行政管理的，並非管生活。回想起來中小學擔任班幹部是一種鍛鍊和提高，對以後走向社會打下一定基礎。對我的性格養成也起了一定作用，例如我爭強好勝、不甘落後和自尊心強等，和中小學經歷不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