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元啟語氣變得相當沉重，他緩緩接著道：“訓練至今，我記得是有三個兄弟在訓練中不慎身死。他們被追贈為烈士，神主入我軍公祭的英烈祠堂，下葬等一切費用都按戰死來算，撫卹也是和戰場陣亡一樣，其家人遺族我們也會如戰死軍人一樣照顧。朱兄不必皺眉，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軍成立不久，其後可能要面對萬人甚至數萬人規模的激戰，對抗的是最為殘暴兇惡的流寇。此輩窮兇極惡，過處都是赤地千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又和官兵交戰多年，論戰鬥的經驗和意志，還有軍中的殘暴氣息遠勝我軍十倍百倍。我們的時間不多，瑞皇上殉國大行，流寇得了京師後理順北方諸事就必定會南下，到時候我大河衛身處淮安重地，自古守江必守淮，不管是為了保我們這一方平安還是替朝廷守住淮安時間都是不多。此時訓練受這麼點傷和死上幾個弟兄都不成，那麼我拉著三千多弟兄去對抗流寇，敵人有過萬或數萬人，可能咱們的人得死上幾十幾百乃至過千人，若訓練不精甚至全軍覆沒，朱兄，那時候又該如何說？我是要儘量做到甲堅兵利，將士們身上的鎧甲和兵器必要求厚求精，我不能帶著赤手空拳的將士上戰場，但平時訓練，我也會叫他們流盡身上最後一滴汗，甚至辛苦危險不下於戰場……朱兄，我們的時間真的不多啊，只能這樣苛待將士了。”
朱萬春聽的悚然動容，半響過後才長揖道：“元啟，是我想左了，原來就是這般，大家都是情非得已。”
崇禎死後，倒是在一時間激起了民間的憤慨之心，雖然對官紳士大夫來說，崇禎之死反而是叫他們放下心防，此時不再將李自成當成純粹的流寇，而是視為新朝之主。
一朝滅，一朝興，李自成從流寇頭子到打進京師稱帝，必定會有過人之處。
從崇禎十七年起，開始陸續有正經進士出身的文官投降李自成，到李自成進京時，南逃的官員並沒有幾個，殉國的多半是太監和勳貴，文官就沒有幾個。
在十七年前，殉國的反而是文官為多，不管是城池被攻陷時自殺，或是被俘後不屈被殺，反正投降的文官從大吏到普通的州縣官員是一個也沒有。
人都是怕死的，但是考慮到家人和家族之後，再怕死的人也會考慮到自己投降後家族和妻兒的下場會如何。
在十七年之前沒有人相信李自成為成功，到十四年前後，張獻忠投降歸附，羅汝才投降，革左五營分散逃到大別山脈深入，李自成在潼關中伏，老營兵被打散的只剩下千多人，被迫躲到商洛山裡。
大明沒有一個州縣失陷，也沒有一個進士出身的官員投降附逆。
不光光是一個骨氣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考量問題。
從賊附逆，家人和家族都受連累，同時自己在史書上也落個臭名聲，人生艱難惟有一死，但必要之時，也就只能一死了。
所以在松錦之役時，大軍失敗洪承疇失陷軍中，崇禎直接給這位大臣上了祭詞，追贈諡號，因為在洪承疇之前的所有文官大吏，甚至是高階武將選擇投降的都沒有多少。遼鎮投降的將領多半是守備到遊擊級別，官職不大，在遼東地方和女真打交道又多，惜死投降或是投機女真，覺得女真最差也能割據遼東百年，所以才選擇降順。
而從袁應泰這個遼東經略，到高陽城中抗清不屈而死的孫承宗，大明文官就沒有一個選擇投降的，不管是東虜還是流寇，文官的選擇便是力戰不屈，殉國盡忠，以守臣節。
倒是在京師陷落崇禎殉國後，文官身上的枷鎖被開啟了，從道義上和實際上來說幾乎所有的官紳士大夫階層都認可了大明亡國的事實，這也就是京師文官多半投降的原因所在。
這個時候，閔元啟若是說在練兵等著打東虜，荒唐不說還容易動搖士氣。
東虜幾十年屢戰大明官兵，每戰殺傷甚多，知名的文官大吏和總兵級別的將領在遼東不知道死了多少，東虜在大明民間已經成了不可敵的代言詞。
到了崇禎十七年時，清軍又先後五次入關，搶掠殺傷影響半個中國，大明官兵除了早期盧象升打了一場，後來在四城之戰打敗了阿敏之外，剩下的四次表現是一次不如一次，甚至清軍能在山東放馬半年，在大明核心腹地悠閒放牧，直到秋高馬肥才悠然帶著搶掠的財富和丁口回關外，簡直就是丟臉丟到姥姥家。
第五次清軍入關，兵鋒已經抵南直隸，後來有人說是史可法防禦森嚴，清軍有所忌憚才沒有繼續南下，其實按閔元啟現在的想法，多半是清軍畏懼南直隸地方水網密佈江河縱橫，加上當時天熱起來了，清軍懼熱，加上對南方地形不熟，當時又沒有混元一宇征戰建立政權的需求，所以清軍一觸即回，和史可法的佈置應該是沒有任何關係。
真有必要的時候清軍還是會選擇不斷南下，多鐸從北京出來先打到河南，再從河南南下到徐州淮安，下揚州渡江至南京，再打到杭州，不一樣是水網密佈和悶熱天氣？只是那時候他們已經入關，具備了建立全國政權的條件而已。
這幫通古斯人其實是把華夏給研究透了，不管是一定要剃髮和留辮，對儒學的保留，對北方官員的器重和南方官員士紳的打壓，以及對投降明軍將領的利誘和利用。
利用完了就當夜壺一拋，然後再利誘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