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藝術大師們的天賦、意志力和影響力接近於神，令我們這些普通人望塵莫及，也令那時作為青年作曲家的主角望塵莫及，所以我想降低一下他仰望的層次。
其實每位音樂家都有戰鬥的一生，不光是貝多芬、肖邦或勃拉姆斯這樣的人，更多的音樂家是歷史長河中的支流，他們的藝術生涯也同樣可歌可泣。
這裡離範寧的時代很遠，但喚起了他對於自己音樂師承的悠然神往，喚起了對“死亡觀”的思考和探討欲，命題也得以初步提出。
維埃恩的這條線在第二卷初期就埋下，關聯的神秘側包括其引出的人際關係出場、被使徒利用的折返定位陰謀、特納美術館原址暗門與瓦茨奈小鎮、紫豆糕小姐與緋紅兒小姐、文森特前往豐收藝術節的可能活動目的......
所以寫那些經歷真不是水字數，就算對音樂家的藝術生涯和抗爭精神不感興趣，但這也是主線神秘劇情，還有，幽靈火車事件不是沒頭沒尾、暗門探索不是強行收場、瓦修斯的挑釁樹敵不是強行降智、主角在面對F先生時忘帶鑰匙也不是智商低，真的別噴了，我刪了一些評論，對不起，但我真的好難過。
第二樂章是詩人巴薩尼的死，雖然他是劇情中“復活頌”的原始文字作者，但創作原型不只是詩人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ieb Klopstock，17241803）。
我在寫這部分劇情，寫巴薩尼的藝術生涯時，心裡也想過貝多芬《c小調合唱幻想曲》的合唱文字《當愛與力量團結聯姻》的作者庫夫納（ Kuffner，17801846），想到過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的神秘主義詩歌，還想到過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杜伊諾哀歌》......
就像範寧說的那樣，這對他而言是一個善終式的、遠距離崇敬的人物，這避免了痛徹心扉，只有淡淡的感時傷逝或陰霾悵惘。
——這種“追憶”的心境很利於藝術家去探討人文，去探討《哥德堡變奏曲》的神性，去探討藝術作品在歷史長河中的判定問題，以及嚴肅音樂和詩歌文學的關係。
就像文中米爾主教對巴薩尼的評價一樣：“每個人都必須遵從內心的自由意志一次又一次地生產真理，否則他就會枯萎。巴薩尼以畢生追求真理，即使那不是終極真理，但至少不會被歷史判定為失格。”
合唱這件事情對藝術而言太嚴肅了，因為幾乎每一位寫聲樂交響曲的音樂家，都受到過詩人、文豪和哲學家對他們人生觀的本質影響，幾乎每一位。
如果在異世界，有一位藝術家在交響曲中加入了合唱，必須要解釋那些深厚的人文土壤是從何而來，解釋他心中的創作衝動從何而來，他是從何種社會思潮下理解的哲思，他如何思考文學與音樂、韻律與節奏的關係，而非簡單地靈感爆棚或一抄了事。
所以我寫不了貝九，至少在當下的架構下寫不了，我對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解很浮於表面，對席勒的詩作也涉獵甚少，沒有我的幫忙，主角會在外人面前圓不回來，對我自己也是極度不合理的，而且“舊日”的汙染特性，註定了範寧抄貝九這種級別的作品會出事（有人已經從暗示中猜到了）。
大家如果有感覺比較好的寫貝九的書，可以推薦我學習一下，因為如果以後能寫到馬八，是可以借鑑一下他們是怎麼鋪墊解釋的。
這一階段關聯的神秘側劇情，是全書最核心的“格”的設定，以及邃曉者與靈知相關機制、失常區擴散與藝術事業關係的設定……
第三樂章的死亡是聖塔蘭堡地鐵事故，沒有特定的原型，雖然有些具體的小角色，如馬克、赫胥黎或施特尼凱的死，但主要是為了描繪群體的渾噩與失控。
範寧發現死亡是完全無常的，沒有任何額外意義的，正所謂“生得渺小，死得隨機”，他開始試圖尋找一個“不僅能救贖逝者，還能慰藉生者”的答案。
所以才有了聖歐弗尼莊園的燭光晚餐，以及他和羅伊的那些“更加深沉的敘事視角”的討論。
這一階段關聯的神秘側劇情，先是藉助“災劫”引出了特巡廳的一系列人物，然後接下來是七重門扉的“攀升路徑”設定、手機簡訊提示與範辰巽的伏筆、印象主義畫派和“七光之門”的伏筆、“舊日”的汙染暗示、“燈影之門”的金鑰線索、其他器源神的初步情況、使徒事件的進一步推動等。
第四樂章是哈密爾頓女士的死，勞工案的支線是從第一卷引過來的，然後與她接上，其創作原型是工業毒理學先驅，美國職業健康安全之母愛麗絲·漢密爾頓Alice&nilton（18691970）。
“初始之光”在這裡所表達的，不僅是“回到輝光”的諾斯替神秘主義思想，不僅是自我對於塵世的悲嘆……
那句被她記在扉頁的“人間處在很大的困境中！人們活在很大的痛苦中！”，也有更多對於全人類的悲憫情懷。
所以才有了音樂救助的“如獲新生”，有了柯達伊教學法的“生命中的光與血”，有了藝術普及的“勞工、農民、娼妓與紳士淑女共同賞樂”。
範寧也終於在她的葬禮上收穫了“復活”的靈感啟示。
或許我的人文關懷還做得不夠吧，有幾個人批評主角沒有同理心，好在大綱中這一條支線之後還會有“卡普侖藝術基金”、“連鎖演出院線”以及“舊日音樂學院”，如果還堅持得到那個時候的話，我再強化一下。
最後的第五樂章是卡普侖的死。
範寧在首演前夕出現“意料之中的意外”，卡普侖接替指揮棒完成絕響、獲得救贖，這個結局在開書的時候就定好了，真的不是我搞么蛾子，真的不是我整爛活，對於不喜歡這段劇情的人，在這裡說聲抱歉了，當時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又是發燒最難受的幾天。
他的創作原型是商業大咖、鈔能力者、玩票發燒友吉爾伯特·卡普蘭（Gilbert ，19412016），這位因痴迷於馬勒《第二交響曲》而走上音樂道路的業餘指揮家，他的確有很多軼事可供膜拜，或感人的瞬間可供緬懷。
比如他20多歲就靠《機構投資者》掙得一百多萬（60年代的美元），20年後賣出了七千五百萬美元的高價；比如他乘著飛機到處聽馬勒，在倫敦交響樂團現場，鄰座的女孩成為了他的妻子；比如他把所有能拍到的馬勒手稿和史料全部買下，夜以繼日地研究，又倒貼錢翻印分享給藝術界和音樂學界；比如一系列指揮大師都曾享受過他的高階理財服務......
最牛逼的是，1998年這哥們還頂著“美國商貿團代表”的頭銜訪華......
卡普蘭已在7年前死於癌症，我想他在彌留之際最大（也是最不可能實現）的奢望，莫過於能聆聽到馬勒的親自教誨，甚至是親自執棒首演馬勒的《第二交響曲》。
於是才有了中的這個人物。
在寫他的時候，我心中又不可遏制地浮現出了聽力全失的指揮《第九交響曲》的樂聖貝多芬、已故的在琉森音樂節上指揮馬二的阿巴多大師、在告別音樂會上彈奏李斯特《第二敘事曲》的阿勞大師，坐著輪椅指揮《艾格蒙特》序曲的小澤征爾大師，凡此種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