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後的御門聽政，不知從何時開始時間越來越短。
當年太祖皇帝定的規矩，有不少還算合理，太祖登基後一直勤政、在理政方面尤其嚴謹。譬如御門聽政，奉天門裡有翰林院當值的官員，負責記錄政務內容，以及當場書寫聖旨；一切重大決策，皆在各衙官吏的見證之下，幾乎不可能有差錯。
但後來的皇帝、漸漸不再喜歡這樣理政，包括如今的朱高煦。大概因為在眾目睽睽之下，皇帝隨時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時間稍長比較容易疲憊，鮮有皇帝的精力能與太祖相比。而且，皇帝們應該不喜歡太透明的過程。
演變之後，帝王常常透過太監、近臣之口傳達旨意。御門聽政，很多時候並不談真正干係重大的內容。
這樣的變化，到目前為止倒是沒有甚麼問題。包括建文、洪熙在內的皇帝，也經常與文武大臣們見面。於是沒人敢冒大罪矯詔，畢竟君臣相見、立刻就能戳穿偽詔。
今日御門聽政，朱高煦也是準備走一番過場。他事先示意侯海、讓侯海當眾提出北征遼東的事，以便讓朝廷裡更多的人知情，為後續決策作些準備。
官員們在奉天門裡說起了各種各樣的主張，用大義、道德一類的道理闡述其戰和之策。
就在這時，刑部尚書薛巖出列道：“臣以為攻打泰寧、朵顏二衛之間的科爾沁人，並不用改當初的朝廷方略、便是讓瓦剌諸部與韃靼諸部相互牽制。”
坐在上面的朱高煦沒有表態，先聽著他說話。於是薛巖繼續道：“瓦剌人熟悉之地，乃西蒙古廣闊的草原及荒漠，從未去過哈剌溫山（大興安嶺）以東。韃靼人的陰謀失敗之後、暫且無法利用大明攻打瓦剌諸部，理應更加重視退路；哈剌溫山以東的朵顏三衛地區，不在瓦剌人的威脅範圍，正是阿魯臺儲存實力之地。故阿魯臺支援科爾沁部東進，姿態愈發張揚。”
朱高煦聽到這裡，頓時點頭。
先前朱高煦認為阿魯臺的做法、難以理喻，薛巖這麼一說，好像也說得通。雖然大夥兒只是在揣度敵人，但這至少算是一家之言。
薛巖又道：“大明從遼東北進，驅逐科爾沁人在朵顏三衛的勢力。韃靼人退路不安，便不願輕易放棄西邊的地盤，以免失去騰挪之地。假以時日，阿魯臺為避腹背受敵，或願意與大明重新修繕關係。”
朱高煦開口道：“薛尚書之言，有幾分道理。”
薛巖作揖一拜，往佇列中退了幾步。
朱高煦的目光多看了薛巖幾眼，這時才意識到，這個年紀不算老的官、其實是個幾朝元老了。甚麼夏元吉、蹇義那些舊黨，不見得比薛巖資歷老；洪武年間薛巖已經在朝廷有幾分地位的時候，那些舊臣還甚麼也不是。
薛巖在洪武年間入仕，至建文年，曾作為朝廷使節到“靖難軍”中假意議和，想拖延靖難軍南下、為勤王軍隊爭取時間。不料薛巖看到靖難軍的軍陣之後，回去便勸建文帝真心求和，嘗試劃江而治，因此被建文君臣排擠。後來靖難軍入城，薛巖撮合了開國功臣武定侯郭家與朱棣家的關係，又繼續在永樂朝做官。
到了洪熙、武德年間，薛巖又因為是朱高煦與郭薇的媒人，又從洪熙朝的大臣，變成了武德朝的大官。
前些年因為朱家內部的皇位更替、動盪不安，被迫改投門面的官員非常多。相比胡廣這等人尚存的書生意氣，薛巖更加圓滑而識時務。胡廣弄了一身腥，薛巖的處境就好多了。而且薛巖還在安南當過俘虜，仍然沒有名聲大壞。
薛巖的老練之處在於，他知道該與誰站在一起，卻不會將面子弄得很難看。
就像剛才，他必定清楚商議“遼東之役”時、皇帝是主戰派；但他沒有無限度地對皇帝馬首是瞻，而是想到了合理支援戰爭的理由，十分大方地表達了他的主張。
薛巖在“武德新政”上的主張也是如此，他可能不一定認為新政有多好；但因為皇帝支援新政，所以薛巖似乎並沒有讓自己有牴觸新政的心態。
何況薛巖當年與武定侯郭英就有很深的交情，又是當今皇帝皇后的媒人，與皇室的關係更加牢靠……
御門聽政很快結束了。文武官員們有很多主張，朱高煦沒有表態便離開了奉天門。
眾人簇擁著鑾駕過武樓，到了柔儀殿的大門口。大多隨從在門外止步，朱高煦下車步行，帶著寥寥數人入內，身邊的太監是王貴。
朱高煦進門後，沿著廊屋往正殿走。他在正殿門口的簷臺上駐足，看了一會兒風景，這時忽然開口道：“薛巖應該善於推判案件。”
王貴忙附和道：“有幾件大案，便是薛部堂辦的哩。奴婢聽聞，朝中諸公皆以薛部堂善斷疑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