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長舒了一口氣：“謝謝。”
我將咖啡一飲而盡，站起身：“你沒有和我提及任何有關他的事情，我來找你，只是因為家裡親戚想考你們學校，諮詢一下流程。”
說罷，我便離開了。
我記住了那串號碼，它的主人是f市日報的一名記者。
我向她表明了來意，她在電話裡表現得很激動，當即從出差地趕回來，邀請我去她家聊聊。
五年前，她曾深入調查過謝正誠此人，並發現了許多可疑之處。但因為當時學校一力彈壓，她沒能將報道發出去。
她猜測，受害者其實不止兩人，除許優瑗和五年前那位名叫李夢月的女生外，至少還有他的女兒謝婉柔。
謝正誠的確離過婚，但他沒有親生的孩子，所謂的女兒其實是繼女。她母親在她很小時就和謝正誠結婚了，直到她十四歲時才分開。她如今在國外工作，她的媽媽三年前患癌去世後，她便沒再回來過。
我們分別聯絡了李夢月的母親和謝婉柔本人，但沒有人願意參與控告謝正誠。
是人之常情，畢竟沒有人會樂意將已經結痂的傷疤再撕裂一次。
記者姐姐很失落，我卻一早料到了結果——我本就不是為了請她們加入。
我幾次聯系她們，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回答：如果他再次犯案，她們是否願意配合警方調查，說出真相？
兩人都考慮了很久，第二天，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
我很快回到了s市，繼續做清潔工。
我謊稱自己扭了腳，爬樓梯不便，找領導把自己的工區換到了一層——也就是謝正誠所在的樓層。
我有了頻繁接觸謝正誠的機會。而他對我的興趣也更甚從前了。
他旁敲側擊地問我對許優瑗的看法，我按捺胃裡的惡心，垂著眸說完全想不到她的抑鬱症已經到了那麼嚴重的地步。
他相信了我的話，安慰我說：“或許在優瑗心裡，這是一種解脫。”
於是我適時落淚，而後掩面哭泣，他給我擦淚，最後，他的手臂攬住了我的肩膀。
我沒有反抗，彷彿完全沉浸在悲傷中。
那次之後，我開始展現對他的好感，主動對他微笑、和他聊天；仔細整理他的工位，每天給他桌旁的盆栽澆水；他上課時，我總要在窗外旁聽，站在最顯眼的位置，使他一眼便能望見我臉上的欽佩。
慢慢的，他也變得大膽了。他開始給我帶禮物，零食糖果、發圈發卡、這個年齡的女生會喜歡的各種小裝飾品，得知我沒有智慧手機，他還把自己的舊手機送給了我。他會在給我遞東西時用指尖觸碰我的手，借別發卡的名義撫摸我的耳朵，下課後，他會留在學校陪到我下班，然後送我回家。
這個過程，歷時一個月。
差不多該收網了。
五月底，我忽然告訴他，我要辭職了。
他很詫異，竟一下抓住我的手腕，問我為什麼。
“你放手！”我慌亂地甩開他，刻意喊得很大聲，路過的一個老師疑惑地往裡瞄了一眼，走遠了。
我怯生生地後退兩步，雙手緊緊抓住上臂，將整個人瑟縮起來，結結巴巴地答道：“我，我覺得……覺得自己不適合留在s市，想，想回老家發展。”
我一步步退到門邊，一邊拉門把手，一邊高聲道：“我這周做完就走了，你，你別送我，我自己能回家。”
說完，我奪門而出，奔到街上——監控正對著的位置，抹起了眼淚。
那天回家後，我去找了記者姐姐。她請了假來到s市，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
“一定要這樣嗎？”她面帶不忍，“如果失敗了怎麼辦呢？”
“一定。”我凝視窗外的燈火，“這是最簡潔的辦法。”
“不會失敗的，他必須付出代價。”
5月31日，週日。晚上六點半，天才擦黑，學生已經走光了。
我獨自在保潔室裡收拾自己的東西，用削水果的小刀拆快遞紙板、踩實、捆好，把可以賣的雜物裝袋，整理自己的東西，同時和記者姐姐保持著通話。我們聊了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