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夥商量好了之後，鄧文斌就去了一趟海南，找做假證的做了一張劉萍的假身份證，除了照片之外，其它資訊都和在劉萍身上找到的真身份證一模一樣。
鄧文斌帶著這張身份證回到了湖南，把身份證交給了謝愛民，自己又去了一趟南京，分成了兩次把活期存摺裡的39.5萬元取了出來。
按照團伙事先定下的方案，鄧文斌先從這些錢裡拿出了10萬元，用於購買槍支彈藥，那麼剩下的29.5萬，就應該大夥平分了。
結果鄧文斌回來之後，和胡國軍私下商量了一下，兩人又各自拿走了11萬元，謊稱就取出來了這些，有一張存摺被掛失了，只給其他人留了7.5萬。
連老大都這樣不講究，也難怪手下的人不好管，另一邊負責去取定期存摺的謝愛民，玩的比他還絕。
謝愛民帶著那張假身份證，又帶上他找來的那個女人，兩人一起去了一趟杭州，結果在杭州待了半個多月，回來的時候只掏出來九千塊錢。
謝愛民告訴大家：“就取出來一張九千的，剩下那兩張存摺金額太大，沒糊弄過去，錢沒取不出來不說，還引起懷疑了，我看情況不好，趕緊就跑了！”
胡國軍當場就質問謝愛民：“身份證和人都去了，為啥取不出來啊？”
謝愛民沒好氣的回答道：“你愛信不信，反正我是沒取出來，你要是有能耐你自己取去！”
胡國軍也不願意了：“現在你一句話說錢沒取出來，存摺也弄沒了，這錢不會是讓你私吞了吧？”
謝愛民馬上反駁道：“你憑啥說我私吞了啊，你小子幹了啥事，別以為我不知道，應該是你私吞錢了才對吧！”
胡國軍被人揭了短，氣的渾身發抖，還不知道該怎麼去反駁，於是馬上就起了殺心。
兩人這麼一吵吵，謝愛民為了自證清白，把兜裡的東西全都掏了出來：“你們幾個去車站接的我，我所有東西都在這了，我真沒取回來錢。”
結果謝愛民尾巴也沒弄乾淨，其他人很快就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張在杭州辦的存摺，裡面有三千塊錢。
大夥問他這錢是怎麼回事，謝愛民一口咬定是自己的錢，但是卻沒人相信，所有人都懷疑那四十多萬定期存摺裡的錢讓他給私吞了，不過苦於沒有絕對證據，最後大夥鬧的不歡而散。
這件事把鄧文斌徹底激怒了，他也對謝愛民起了殺心，而且不僅僅是因為私吞錢的問題。
之前一夥人搶祁陽縣信用社主任的時候，曾經搶到了兩臺手機，謝愛民這個沒腦子的，事後竟然用其中的一部手機打了個電話，當時就差點把鄧文斌氣瘋了。
這種又貪財又愚蠢的東西，留下來早晚是個禍害，於是鄧文斌和胡國軍商量了一下，決定找機會把謝愛民幹掉。
1999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鄧文斌和胡國軍以喝酒的名義，把謝愛民約到了胡國軍單位的一個宿舍裡，兩個人準備了一桌酒菜，很快就把謝愛民灌醉了。
隨後鄧文斌和胡國軍拿出一支小口徑手槍，沒人對著謝愛民的腦袋開了一槍，把人給打死了。
接下來兩個人就坐在屍體旁邊，一邊喝酒一邊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這才開著一輛提前偷來的麵包車，把謝愛民的屍體拉到郊區的一處荒山裡給埋了。
一個多月之前，謝文斌團伙剛剛磕頭拜把子，結果第一次合作就爾虞我詐，用烏合之眾來形容這夥人並不算過分。
不過在鄧文斌看來，現在已經除掉了心腹之患，接下來就得趕緊抓緊時間幹事業了。
搶劫這個買賣，機會並不是那麼好碰到的，所以鄧文斌又把團伙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偷車上。
想要靠偷車賺大錢，就必須偷一些高檔的車，但是高檔汽車的防盜技術也是很強的，於是鄧文斌一咬牙，花費了重金去學習了高階開鎖技術，併購買了專業的汽車解碼工具。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鄧文斌團伙開始了瘋狂的作案，如果偷到一些低端車，就由胡國軍負責出手，如果偷到了豪車，就由鄧文斌出面，賣到寮國、越南、柬埔寨等地。
這種產銷一條龍的盜竊模式，讓鄧文斌的黑車產業發展的非常迅速，手底下的小弟也越來越多，鄧文斌的資產同樣也以幾何倍數的增長起來。
這段期間鄧文斌犯罪團伙基本上就以偷車為主業，並沒有人命案子，作案過程也大同小異，沒什麼可細說的，唯一可圈可點的就是作案次數，事後可以核實的被盜車輛，就有三百多臺。
隨著團伙逐漸穩定下來，胡國軍又開始起么蛾子了，有一次他和鄧文斌喝酒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句：“我覺得張東明這小子最近也有問題，不行咱們把他也給殺了吧！”
鄧文斌有點不理解：“張東明也沒起床事啊，你為啥要殺他啊？”
胡國軍大嘴一咧：“也不為啥，就是看他有點不順眼！”
鄧文斌心裡一驚，這小子他媽的怎麼誰都想殺啊，是不是連我也想殺啊，估計這小子目的不純，很可能是想瓦解自己的勢力，找機會自己當老大。
鄧文斌想到這些之後，就把這件事拒絕了，過了沒幾天，胡國軍又來找他了，這次是發現了一個搶劫目標。
胡國軍告訴鄧文斌：“我最近盯上了一個大款，那小子特別有錢，如果咱們把他搶了，至少能到手一百多萬。”
鄧文斌看了看胡國軍，雖然非常動心，但還是沒有同意，理由非常簡單，你現在的有點太嘚瑟了，必須得打擊打擊你的囂張氣焰，但凡是你看好的事情，不管是對是錯，我都得反對。
兩個人目前的關係，就和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和魏延的關係差不多，諸葛亮明知道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襲是一個妙計，但就是因為不放心他，所以直接就給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