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都說到這份上了，王珪無法再勸。
果然，無數反對聲音傳出。
委婉的說法如呂公著等人，說是會騷擾百姓，打破朝堂好不容易換來的平靜。
激進的說法，則是王巨動輒以利動人，以利動朝廷，這將會將宋朝拖入一個功利時代，道德淪喪。
還有其他一些莫明其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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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司馬光都在洛陽，連寫了三封信給趙頊。
背下有沒有寫信給呂公著、馮京與孫固等人，就不得而知了。
甚至趙念奴派婢女上門，暗中通知，說是高滔滔在宮中也在遊說，勸趙頊放棄這個可怕的做法。
迫於這種情況，王巨只好在大朝會上做出解釋：“諸位，關於齊商稅一事，有許多人反對。然而我只想說兩件事，第一件事，以前我一直未說，直到去年得到大量金子來源後，才將想法稟報給陛下。諸位多半也知道了，未來的舉措正是銀行司。它的來源有二，存貸利息之差。刺激工商發展，以便讓許多百姓變得更富裕，朝廷同時也會得到大量商稅。一旦銀行司成立以後。這個商稅所得甚至超過了存貸利息所得。並且我也在派人安排籌集大量金銀，數量越多。作用越大。有可能未來朝廷所得不僅是兩千餘萬，甚至三千餘萬，四千萬。但這個基礎就是必須最大限度地齊商稅。”
“諸位，如果朝廷能獲利這麼多，並且是在沒有加賦稅的情況下獲得的，會帶來如何的變化？不僅國庫更加充盈，許多百姓因此而受益。並且在財政更寬裕的情況下，朝廷就可以取締青苗法、手實法與寬剩錢。至於許多人反對的保甲法與保馬法。只要財政寬裕，朝廷免費向保丁發放所有的器甲，並且給保丁免掉半年相關的賦稅，那麼還擾不擾民了？不但不擾民，相反，就將它的作用無限放大，例如防盜、讓百姓有尚武精神、朝廷在特殊需要下，能立即挑選大量戰士、協防邊境安全。”
“還有保馬法，只要財政寬裕，朝廷不用出少量錢帛。強迫百姓自己購買，而會主動從各地購來大量馬匹，再交給百姓飼養。那麼百姓還會不會產生負擔？那麼同樣它的作用也放大了。如能訓練更多的人會騎馬，替朝廷儲備大量騎兵，同時馬數量擴大，可以利來運輸，可以用來耕地……”
“子安，但那來的馬匹？”呂公著在西側問道。
“呂公擔心是有道理，然而今日非同往日，這個獲利可能要到幾年後了，幾年後相信章質夫早就將大理完全平定。那時候就可以從大理得到大量滇馬、騰衝馬、烏蠻馬，還能從茶馬道上得到大量吐蕃高原戰馬。並且海運發達。海船變大，也可以繞道遼國後方。與女真人交易戰馬。並且還有一處，在彼岸那個最大的島嶼上，有大量適宜放牧的牧場，不僅養著大量牛羊，同時也養了許多馬。只是馬的繁殖速度比較慢，不過幾年後，彼岸馬匹數量必然增加。雖然路途遙遠，用船運輸戰馬更是不易，但也可以每年向朝廷提供數千匹戰馬。並且這批戰馬，有的還刻意從大食那邊買回來的戰馬雜交，遠比女真戰馬更加高大。”
“實際保馬法應當取締了，”馮京在邊上說道。
“馮公，如果朝廷提供戰馬，也不用取締，大量飼養戰馬，不僅利國，也利民。不僅是馬，我朝各種大牲畜都嚴重缺乏。實際若不是考慮到財政，我都想提議，所有大牲畜就象我在地方上治理的那樣，不計入財產算戶等，那麼百姓就敢於飼養牲畜了。”
這就得要錢。
如果大牲畜不計入戶等，宋朝將會有許多百姓立即降戶等，這意味著稅賦同時會迅速減少。
這是第一個損失，還有一個損失。
宋朝國庫主要收入，就是兩稅，四大榷鹽酒茶礬，榷香是內庫所得，與國庫無關），各種商稅關稅，不僅是貿易的過往稅，還包括屋產稅，宅田交易稅，各種坑礦坊監等“國有企業”的收入，不要小看了這些收入，它同樣是宋朝的一個收入大戶，就象坑礦的課量，每年各種金屬的課量幾乎達到了五千萬斤！
地租，怎麼國家也收租子了？實際宋朝有許多官田，有的用來做官員的職田，有的用來做學田，還有的用來做官兵的營田與弓箭手田，同時也有一部分租給百姓耕種。
還有一些隱形的收入，如科配和糴，不僅是抑配物價的，它們也在謀利中。以及各種折支攤派等苛捐雜稅……
又有一些大家都想不到的收入，如牛租，百姓不養牛了，於是官府養牛，再租給百姓，以便利於種植，增加糧食產量。
用意是好的，然而執行是另外一回事了，往往牛死了二三十年，官府還繼續向百姓徵牛租。
這個收入一年也有幾十萬貫。
一旦不計入戶等，這個收入同樣也沒有了。
當然，站在普通百姓角度，那無疑是一項善政了。
但站在國家角度，卻未必喜歡，所以王巨說必須等到財政進一步寬裕，才能在全國範圍內正式出臺將所有大牲畜不計入戶等的政策。
不是說愛民嗎？
馮京只好退下。
王巨繼續說道：“陛下，諸位，我再舉一個例子。彼岸。大家都開始關心了。去年彼岸的財政收入是三百八十餘萬貫，但其收入只有兩稅與商稅兩條。因為百姓數量還是比較少，又是地廣人稀。所以糧食價格十分低賤，低賤得你們無法想像。一般麥米豆一斗高者才十五文錢。低者才幾文錢。再加上稅率同樣很低，平均下來只是二十徵一，是真正的二十徵一，沒有任何的苛捐雜稅。因此折成貫錢，實際不到三十萬貫。餘下三百五十多萬貫則完全是商稅。但彼岸有多少百姓，你們同樣也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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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心中，彼岸是兩百多萬百姓，也就是均攤下來。一人得攤派到一貫半的商稅。
如果按照這個比例均攤到宋朝頭上，最少得有一億七八千萬貫的商稅了。
而去年全國財政收入加上新得的兩路，不過一億九千幾百萬，當然，與前幾年相比，這說明了這幾年國家也漸漸開始寬徵薄斂，否則加上兩路數量會超過兩億以上。但這個一億九千多萬，是束、石、匹、貫、斤、兩、件，實際折成貫錢，不過一億四千餘萬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