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繼位一年多了，看樣子不象趙曙那樣胡幹，而且韓琦也下去了，有一個人坐不住，富弼。
他要出來，會有多少徒子徒孫做說客？
趙頊立判汝州，就在洛陽的南邊，當然這是一個過渡，開玩笑，富弼想出山做官了，怎可能是一個小小的汝州知州？
臨任前，趙頊將富弼先召到京城。
王巨說了一個文韓富，但中間涉及的太多了，王巨沒敢深說，起的作用小坑文彥博一下，順便給趙頊提一個醒。
因此在趙頊心中，富弼還是一個謙謙君子的。
富弼的腿不大好，趙頊讓富弼的小轎子一直抬到大殿殿門口，再讓其子富紹庭扶著參進，並且下令勿用參拜，就這樣坐著說話吧。
趙頊問治國之道。
富弼答道：“人君之好惡，最好不讓人窺測到，可窺測則奸人會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鑑人，善惡皆所自取，陛下再根據其表現誅賞隨之，則功罪無得不其實。”
“咦，富公，你說的，與另一個說得真的很象。”
“另一人？”
“另一人也說過，上有所愛，下有所喜，故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許多隋朝大臣事隋煬帝諂媚，事唐太宗卻以耿直著稱。國家現在最困難的就是財政，但他勸朕莫要急躁，喜怒哀樂更莫擺在臉上，否則下面官吏為了迎合朕，會斂苛百姓，以得財為政績，會害了許多百姓。”
“此人是誰，天見可憐，我大宋豈能缺少人才。”老富同志一下子激動地站起來。
“他在主持鄭白渠，正在渠工上。”
富弼又坐了下去。
那小子啊……
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趙頊又問邊事，富弼答道：“陛下臨御未久。當先佈德澤，原二十年口不言兵。更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明。”
趙頊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於是又問：“治國何為先？”
“國家內部安寧為先。”
富弼的意思，皇上，你想治好國家，不能打仗，最少二十年不能打仗。沒有軍事上的浪費，國家財政就會好轉了。
如果王巨推動不起來歷史，這段對話就會很有名氣。
不打仗，國家斂財就不會那麼急迫，王安石就不會“禍害”國家。因此治國之道，必須以和為貴。
很熟悉的一段對話，正是司馬光那個意思。臣不是反對用兵，但想要用兵，國家必須實現四個現代化，那時才能用兵。
關健問題一。能不能實現這四化現代化，實際史上文景之治，漢宣之治。開元盛世，還有宋真宗的鹹平之治，幾乎是封建時代內治的巔峰。然而還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文景之治，若是沒有問題，那來的七王之亂？
生產力決定的結果！
實際這些小載面的內治，憑良心說，它們已經勝過了後來的所謂美帝治理，或者其他的什麼小康社會。與什麼封建主義無關，它們高度就是那麼高！
然而得要想一想一畝地產量只有兩石。一斗糧食運到陝西前線，得要四百文的運費。如何能實現司馬光的那個大治大同？
因此只有一個結論，一輩子苟和吧！
還有一個例證。宋仁宗倒是四十二年不用兵，當然用了兵，不過與遼國沒有用兵，慶曆宋夏戰爭後，除了儂智高之亂後，幾乎就沒有大的用兵了。結果呢？國家有沒有真正富強起來。確實是富了，但有沒有強？
問題二，就算宋朝想和平了，比如宋英宗，雖然他嚴格說是好戰派，但最終選擇的是苟和，開放互市，重新給歲賜，然而換來了什麼結果？這是邊城爭氣的，否則慶州都危險了。
就這樣，古渭城北面的那個西使城，宋朝不難受？
所以王巨給了一個合理的答案。
首先就是積欠的問題，地方欠積分為三種，一種向富人的借款，這個很早就有了，如大儒王禹偁擔任長洲知縣時，宋朝第二次北伐開始，為了籌集軍費，橫徵暴斂。王禹偁便向富人借錢，替百姓熬過這一難關。類似的事例很多，例如趙禎向長安李員外借錢二十萬貫。有的還就還，沒的還，以後賜一個階官，算是還了。
范仲淹也不想賣官啦，逼的。
特別是治平元年與二年，全國大水災，朝廷又沒有錢帛賑災，各地官員只好大量借債。要命的是這些債務不規範，反正是空頭支票，以後還不還還要看情況，因此往往借一貫錢，能開出三貫四貫的空頭支票，無疑加重了積欠的數量。
第二種是和買和糴變相造成的積欠。
第二種是提前徵收稅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