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的老師人稱“龜山先生”的楊時，乃是出自範文公門下最小的弟子，而他自己則是楊時的得意門生：有著“惟從彥可與之言道，吾弟子千餘人無及得從彥者”的評價。
只是隨著時過境遷，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前代的範文公所留下的道統，也隨著對其理念的不同闡釋和別樣認知，變得崩解離析。
只有“龜山先生”楊時所傳下來的這一脈，還在堅持著初衷和傳統的理念。但是太平日久之下，如今國朝之中的各種學派源流，此起彼伏相競於朝野輿情，而爭相投獻聞名於公卿顯貴之家，並崇之為時尚。
因此，在這個年頭，喜歡高談闊論，然後醉心於做研究和考證，引經據典的出論文，藉此揚名搏出位的人委實不少；但是願意埋下身去踏踏實實做事和實踐教化之道的人，卻是太少了。
更何況，身為一代士人，空有名聲還不夠，須有不同種類的得力弟子，來為尊師鼓吹和宣揚，交遊唱和酬酢，乃至善加經營和運作，而吸引聚附更多的人投入門下，共襄聲勢。
因為這一派所堅持的核心與根本，就是先賢所倡達的“有教無類”，認為只要世世代代的教化下去，最終的啟蒙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就能積累量變成質變，而廣出俊才重現先賢治世。
這話，從理論上說當然是沒錯的，並且在後世得到了部分實現。當時放在此時此世的時代背景下，卻不免為那些經濟派，嘲笑為天真和迂執併兼有之。
用後世的話說，就是某種政治不正確，不利於現有當權者理想中階級固化的把持和壟斷。上位者們要的可不是什麼人人如龍的理想治世，而是希望能夠讓子孫的榮華富貴和牧民如豬羊的權柄，千秋萬代的傳習下去。
而世間任何理論基礎，都已經為此服務的。
當然了，因為這一派在對外徵拓上還很有些的用處，故此，國朝的上位者們固然不會去可以禁絕，但也不願意去主動弘揚和推廣的。
因為龜山一脈在學術上的格調不高，門下生徒也是泛而良莠不齊，因此，在讓人趨之若鶩的官道仕途之上，也很少出什麼給力的人物，而自然而然的形成朋黨和同年之類的蔭庇關係。
更何況這一脈還強調在生活上的勤儉節慾，日用所需的自力自足，就算是接受生徒的奉納和修束，也只保持最基本的額需要就好了。因此，很有些遠離聲舍犬馬的道門清淨影響。
故而，
經年日久之下，就不免人才流失或是轉投他門，做學問的逐漸凋零的窘況，只能靠基礎足夠大的授業生徒數量，來苦苦維持著基本的局面和境況。
以至於，他們這些教化派在具體學成之後，只能在那些偏遠的海外諸侯、藩家的地盤上，以外藩學堂、或是客聘教師的身份，繼續自己的傳業授道之路，卻始終無法再國朝內部和高層，獲得足夠的認可和重視。
畢竟，像這種費時費力投入，週期長而見效慢的授業之道，不是什麼人都有耐心和性子，持之以恆的堅持下去。也不代表他們都能耐得住寂寞和誘惑。
因此，在一些被看好的苗子，在現實的壓力下紛紛轉投出路，最終支撐龜山學派日常局面的，反倒是那些資質不怎麼樣也上進無望的普通生徒。
此外，還有一些在海外藩家授學，所留下的淵源和渠道，能或多或少的獲得一些贊助和支援，羅從彥所代表的龜山學派，才沒有因此沉淪末流，或是就此一闋不振。
這一次，卻是收到羅藩為的邀約，他本擬年紀漸大，只想在壽盡前潛心授徒，不欲再經受海塗奔波之勞苦，而予以宛然謝絕的了。
但是因為，他也算是撫遠州羅氏的遠宗，卻不過當地藩家的力請才勉強得以成行。然後，現自己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他所去的外藩地既不是夷洲，也不是所謂的江南，而是遠至淮河以北的淮東之地。
正所謂既來之則安之，在千里迢迢的渡海之後，第一次重新踏足中原故土，卻是別有一番心境和意味的。
因為，這裡雖然一切都還是百廢待新，尚在草創階段，但宏揚教化之道，卻已經走在相當前的位置上了。
作為指直接也是最有利的證明，居然是從孩童開始，官府就咬強制離家，接受工讀形式啟蒙教育的，掌握了政權和社會資源之後，居然還可以這麼做，這給他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和方向。
早年曾經偃旗息鼓的心思和信念，再次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情懷給鼓動起來。
將畢生所學，在中原故土從新揚光大的預期和誘惑，饒是已經心志淡泊的他，也無法拒絕和抗衡的誘惑。
因為，這裡需要的不是那種擅長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能夠做高深學問之人，而只需要大量能夠讓人粗通文墨，滿足基本生活日常需要的啟蒙教師。
這樣的話，他那些蟄伏和沉淪在地方上，頗不得志的師生故舊，也就能派上用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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