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大伯也開始做點工,看著全家老小衣衫破爛,他只得厚著臉皮,向掌櫃張口借了幾塊錢,跑回神木城買了兩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件衣服。
窮人結婚,也沒舉行什麼儀式,借了幾鬥穀子當聘禮就把伯母接過來,就這樣簡單地把婚事辦了。
然後伯母在家跟奶奶操持家務,大伯四處尋工做,到婚後第二年才去山上砍了三棵樹,做了一個簡單的木板床,才有了大伯和伯母的婚床。
再後來伯母在婚後一年半生下了一個兒子,又一年後,生下一個女。看著日子有了一點想頭,然而村裡還裡卻要大伯去當兵。
大伯後來還參加了抗美援朝,雖然受了傷,便只得轉業回家,後來的後來就又回到了這個山村。
有一次,大伯在回家的半道上被一小股土匪逮著,一個大眼窩的傢伙端著一杆槍,逼著大伯問道:
“你是趙傢什麼人?”
大伯說“鄰居。”
那個傢伙繼續追問:“何掌櫃在哪兒?”
大伯回答:“在家了吧。”
那個傢伙眼一楞,眼珠子就像兩顆玻璃球:“在家?”衝著大伯屁股釘了一槍托子,問道:“在家還用問你?你知道他藏哪兒了?”。
大伯才意識到掌櫃肯定是跑脫了,至於跑到什麼地方,他確實不知道。
大伯脾氣暴躁,口氣有點生硬回答道:“我們只是鄰居,掌櫃藏哪我不知道!”
一句話惹怒了眾村霸,一個當家模樣的人過來說:“今天遇上刺兒頭了,把這個愣球帶回去,給點顏色看看。”
眾匪徒如一群餓狼撲上來,把大伯一繩子綁住,一個住戶人家的家裡,宅院就是一個爛土房子,周圍比較平坦,面前一條大川,房子被一片竹笈林包圍。
這是這一小股搶頭的臨時駐地,幾個匪徒把大伯五花大綁吊在房樑上,派了兩個打手用水蘸麻繩抽打大伯,問“何掌櫃藏哪裡你不知道,你是何家的鄰居,又是何家的夥計,何家的糧食,何家的銀錢在哪裡你該知道吧?”
大伯對何家的金銀珠寶藏哪裡確實不知道,就只得沉默不再說話任村霸們如何詐呼。
村霸們實在沒辦法,就把繩子砍斷,把大伯丟在那竹林宅院裡,就離開了。
大伯只得揹著牆壁慢慢爬起來,因為雙手被綁著好久才站起來。
沿著山路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又是晚上,找不到一個人來幫他解開繩索。
直到看見一住戶才用腳踢了別人家的門,說清狀況後那家男人才幫大伯解開繩索,然而大伯又向他家討了一杯水喝。
那家人也是好心人,見大伯要走還拿了一個紅薯給大伯。大伯連聲說:謝謝,有眼淚星子在眼眶湧出來。
6)
後來,大伯家的日子慢慢地好了起來。
徹了幾間大土房。土房前挖了一個池塘,有了自家的幾塊菜地,也喂好些雞,豬圈裡還有一頭母豬和幾頭豬仔。
大伯說:“看我們生產隊的大隊幹部都忙成了狗,生產隊的社員們一天到晚爭工分,有自留地有飯吃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只是手上卻總沒幾個零花錢呢?全家的銀行是個雞屁股與自家餵養的豬,老鄉親們吃飽了飯又想著需要有些餘錢。”
大伯也說:“早些年我家每人分了十五斤小麥,再加上為孩子生滿月代了一回客。剩下的麥子只夠給小孩子喝點麵條了。”別人喝了口酒也跟著說說:“國家支援農村餵豬,讓每家養豬交任務豬。允許生產隊留下一豬飲料地。我們不動集體隊裡的集體地,讓社員們把荒地分成成豬飼料地,每家分上二分地,種什麼怎麼種,我們不用管,收成是自家的,這樣也許沒有那麼多的饑荒。”
大伯可能喝醉了,講話是東一句西一句,前後都不貫通,一下前一下後,只要是大腦裡存在的記憶,他都想把它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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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聽得我們稀裡糊塗,有時候也搞不清他說的究竟是他的事還是別人的事。
有人吃口花生米問他:“這三隻雞是社會主義的,怎麼四隻就不是社會主義的了呢?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
還有人搔著頭皮乾笑著:“反正是上面是這樣要求的,多了要犯錯誤哩。割尾巴哩。生產小隊可以弄點事業來分紅。就如生產大隊的專業隊榨油作坊一樣。”
大伯深思了會,抽了口煙,也就是七分錢的紅燈籠牌香菸,悠悠地吐了個眼圈試探地問:“我們木工組用工餘時間在晚上扎些生產隊用的耙子,悄悄地賣給生產隊裡,行嗎?”繼紳神秘地看著繼林繼品,二人點頭。繼紳沉吟:而盡:“你悄悄地來弄,我們不要聲張。等到賺錢後我們來喝酒。就這樣好了。”三人聽著只點頭。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那麼快,斜月西沉,雞半夜打鳴,巷子深處的狗吠形吠聲地叫了一兩聲。酒喝了兩瓶,眾人皆有醉意而我獨醒。媽媽卻有些睏倦,倚西風燈光搖曳著。媽媽說:“酒喝足了不?我給你們下碗麵嗎?”眾人酒意闌珊,紛紛告辭回家休息。
不過,大伯確實是去過抗美援朝的,也是得過勳章的,村裡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因為大伯只要喝醉了或者跟陌生人聊天總會說這一件事。
後來村上搞規劃,需要提一些人為幹部,大伯又四處遊說:硬是因為抗美援朝這件事當了村官。
高興之餘擺了幾桌,招待了村上所有的人,大伯說不為別的,就為了這份自已心中的榮譽感,我必須為黨為民做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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