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圍繞“民抄”還是“士抄”的爭論懸而未決，又拖了大半年時間。
最後的審定結果，是在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下作出的。
除將直接參加燒搶董家的一干流氓定為死罪論斬外，松江府華亭縣儒學生員，有五人受到杖懲並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懲並降級，三人單受杖懲。
而董其昌的家人陳明，儘管被亂民“先燒陳明房屋”，官府仍然對其“隨行拘責監候”。
而今人卻往往抓住官府對董其昌“奴輩不法，董宦未知也”的處理結果不放，一味無端又沒有根據的認為，是官府庇護了董家。
於是，他們非要刻意將董其昌作為一個橫行鄉里的大惡霸來樹立而後快。
再者，回到當時的社會階層來定位，董其昌已經屬於社會上層，是屬於得到皇帝保護的“刑不上大夫”的階層。
因此，根據當時社會的特殊性質，董其昌的地位和榮譽，理所當然能換來一些相應的地位，比如妻妾田宅奴僕的數量、範圍，要比平民多，不用繳一些農民要繳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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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特權情況，在華夏已經上演了兩千餘年，而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真理”，在當時也是完全合法的，這些老百姓也都是知道的。
但是，他們為何偏偏就獨不容董其昌，甚至非要牽強到說他“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的地步呢？
最終的答案，應當是否定的。
清朝初年那些修撰《明史》的學者，根據當時所流傳的史實原委，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貓膩，並對真相進行了還原：“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譟，毀其公署。”
這裡就說明了，董其昌是為另一個特權家族所怨恨，於是這個特權家族唆使一些處於底層而且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到董其昌的門前煽動鼓譟，借事尋釁。
最後，特權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動的老百姓，就夥同燒燬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本身寫本就是未經證實的傳說，自來就有人懷疑“民抄董宦”的真實性，說董其昌是為名所累。歷時近百年，明清兩個朝代的調查結論，相互印證，是一致的。
或許有人會懷疑，修撰《明史》的人，可能因為董其昌的名氣太大，所以儘量為董其昌說好話。
那麼，我們且看修《明史》的經過就知道了。
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處時代不過幾十年，耆老見證者倘在，取證核實起來非常容易。
而修《明史》的兩大貢獻人萬斯同和王鴻緒，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黃宗羲的衣缽，注重歷史事實。
而康熙、乾隆時期，政治氛圍特別緊張，文字獄搞得很殘酷，這時候的專家們不會因為一個前朝的董其昌去冒政治風險。
況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獄時期，也恰好是滿清打擊的物件，他關於“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於天”的言論，令歷代清帝大為光火。
種種跡象表明，清朝為董其昌粉飾作美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改朝換代後的官修《明史》，對董其昌的評價是公允的。
或者，關於“民抄董宦事實”的記載，至少比今人的臆斷更有條件接近於史實。
三人成虎，要毀掉一個人其實很容易，只需刻意撒播未經證實的流言就可以了。
不造謠，不傳謠，尊重歷史事實，不刻意歪曲歷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真的非常重要。
當然，不管真相是什麼，如今出現在王者大陸的董其昌，只是一個年輕人而已。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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