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讓我出考題？”
劉凌看著手中的詔令，眼皮子猛然跳了幾下。
“這，這行嗎？”
“陛下的意思是，您既然已經監國了，便要學著獨立處理朝政。”薛舍人一板一眼地解釋：“陛下既然讓您出今年殿試的考題，就是想知道您認為眼下治國最需要的是什麼。”
這不但是對今科士子們的考驗，也是對劉凌的考驗。開科取士最後一關放在金殿之上，正是因為只有皇帝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方面的人才，只有皇帝知道接下來的幾年他要偏向於什麼方向施政，他所要選拔的人才，也必須貼近時務，符合接下來的朝政變化，才能勝任。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寒門苦讀之士得個進士容易，能混上三鼎甲的，卻往往都是名門大族出身的原因。學問這種事，天賦和努力就能彌補，可對朝政的把握及在政治上的眼界，非得耳濡目染或在這方面極為敏銳才有可能。
有些狀元、榜眼、探花，本身不見得就有這種敏銳，但家中有人在朝中做官，或是瞭解時勢，提前根據皇帝最近的需要和朝政的變化猜題，讓家中子弟不停去做，說不定就正中了皇帝出的題目。
像是上一科的三鼎甲，拿了狀元的是沈國公府的戴執，戴執本身才華就不弱不假，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因為他見多識廣，又沒有明確站隊到哪邊，比當科許多士子的家世、背景、見識都要強很多，不要說這些不算本事，君不見紈絝子弟千千萬，有幾個能真正靠推薦名額當上狀元的？
那個世人稱讚的神童，最後不也就泯然眾人矣了嗎？
皇帝放手把科舉殿試的考題交給劉凌，也是拋磚引玉，讓大臣和天下人明白自己的兒子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人才，他的治國方策是什麼樣子的，這對於朝臣來說，已經和“放權”無疑，所以其中蘊含的深意，讓劉凌也為之驚訝。
薛棣卻不以為然，當年高祖在晚年時服食仙藥，頻頻藥發，又老生災異，也沒有在病痛和災異面前動輒殺人，而是很快選定了儲君，完成了國家的交接。
對於一個腦子理智的君王來說，事情既然已經無可挽回，只能選擇損害最小的方式處理問題，畢竟這國家他治理了這麼多年，臨到最後“晚節不保”，是誰也不能接受的。
劉凌捏著那張詔書，仔細看了幾遍後，開口向薛棣討教：“舍人認為我該出什麼樣的題目呢？”
奇怪的是，一向對於劉凌知無不言的薛棣卻搖了搖頭，委婉地拒絕了他。
“殿下，這是您該交給天下人和陛下的答卷，不是臣的。如果臣幫你選了題，對您百害而無一利，您該自己思考才是啊。”
“是，是我想的太淺了……”
劉凌的臉紅了紅。
“不過殿下在決定考題之前，可以多徵詢下大臣們的意見，聽聽他們認為目前最要緊的是什麼，代國如今面臨著什麼困難，又有什麼問題懸而不決，然後再做出決定。對於一位君王來說，可以不善謀，卻一定要善斷，因為百官可以替君王思考，卻不能為君王做出選擇，這是您自己必須要走的路。”
薛棣的語調非常溫柔。
“上位者的一個選擇，有可能至上而下對很多人都造成深遠的影響，所以不可不慎重。但經過慎重考慮後還出現了問題，作為上位者，只要選擇承擔它會有的後果，並改正錯誤即可，因為人無完人，即使是聖人，也有出錯的時候。殿下不必如此緊張。”
“謝薛舍人提點。”
接下來的幾天，劉凌在聽政監國之餘，從善如流的詢問各部大員和其他官員的意見，聽聽他們對於眼下各方面困難的想法。但凡坐到這個位子上的大臣，無一不是希望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的，劉凌願意詢問，當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恨不得談上三天三夜。
六部之中，禮部認為人才的選拔很重要，只有不拘一格的選擇人才，才能使國家不會偏斜到不正確的方向，因為官員是百姓的領路人；
吏部則認為，對於官員的考核是非常重要的，如今三年一考，考績主要和地方上的刑案、賦稅的徵收情況有關，這樣未免太過偏頗，僅僅從刑獄和稅收上看，無法衡量一地官員真正的能力，也就出現許多剋扣重稅、屈打成招的庸官、惡官。
工部、戶部、兵部皆是如此，都認為自己部門下轄的事情是眼下最重要的，國家如今陷入混亂局面，也跟各部有些關係。
工部認為水利如果修的好，農田灌溉容易，就不怕旱災，洪澇之年也不怕良田變澤國，也就不會有這些百姓因無法生存而鬧事，被人乘虛而入，各地頻頻生亂的事情。
兵部認為國家一直沒有仗打，也不願意開拓疆土，將士們漸漸荒嬉武藝，也疏於武備，最終軍中腐敗橫行，又有吃兵血喝兵血的將領引起軍中矛盾，使得軍心不穩，士氣大跌，最終導致軍隊作戰能力不強，不打仗還好，一打仗，必當潰敗。要知道，一旦興起刀兵，那就是關係到國之存亡之事，如果戰鬥力不強，還提什麼保家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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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認為田地戶籍已經很久沒有重新丈量核實過，還按照開國不久的黃冊來確定天下諸州的稅收已經很不合時宜，因為有些過去富裕的州縣，如今已經漸漸衰敗，而過去人煙稀少的地方，也開始重新繁衍生息。
各地以“上上縣”、“上中縣”“上縣”、“中縣”等等方式來區分稅收的條件，卻不考慮人口變化帶來的影響，長此以往，富縣更富，窮縣更窮，甚至有頂著“窮縣”帽子少交稅卻糧倉盡滿的，都是很大的隱患。
唯一沒有以自己部中事情發表意見的，便是刑部，但刑部尚書莊敬也提出一點非常擔憂的事情，那就是現在無論是百姓也好，大臣也好，都不敢說實話了。景帝、恵帝時期文人的風骨蕩然無存，官員結黨營私，士子拉幫結派，只說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死諫之臣越來越少。
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並非好事。
劉凌在問政的過程中，越聽越是心驚，越聽越是害怕，雖然其中不乏朝臣們故意誇大其詞引起他重視的部分，但大部分事實還是擺在那裡，而且短期內都不可能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