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曾經做過文教司的郎官，對大唐的兩種教育比使團其他官員都更清楚，對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認為大唐計程車民教育不需要和克里特王國的公民教育做對比，帝國的精英教育不是一個王國的全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物件就不同，沒有了對比的基礎，比較起來就無太大意義。
王叔文比較的，是大唐的國民教育。
大唐的國民教育也是面向大唐全體國民，這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礎，也就更有比較的意義。
但大唐的全體國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國民詔》定義很清楚：
“國民，享有帝國庇護生存和發展之權利，同時承擔帝國興亡之責任……”
也即是說，國民是帝國優先保障生存和發展權利的百姓，軍人、官吏、士人、學子、納稅的農工商戶和其他從業者，這些都是國民。而不在帝國免稅範圍內又沒有從事職業向帝國納稅的，就只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國民。
國民享有更多的權利，相應的，也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就必須進行統一規範的教育，不能由民間的塾館書院等亂教隨性而教或只做“應科舉”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務不能幹實事的書蠹。
這個“統一規範”就是禮部制定、政事堂稽核頒佈的《士民教育綱目》和《國民教育綱目》，所有官學私學都必須按照《綱目》規定的學級對應的科目課程進行教學，所有教材都是禮部統一編撰後由禮部、國子監、太學轄下的印書局印刷發行，確保教材的統一、準確和權威，不允許各書院各學派各經義大家教授自己詮釋的教本。
這就是統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統一思想和大漢武皇帝廢百家獨尊儒術統一思想不同，《綱目》列的學科條目繁多，遠不止經史子集，包含了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內容，經史子集類的註解都必須是唯一的，《易經》只能是官方註解的易經，《論語》只能是官方註解的論語，諸如此類等等，其他註解版的經史子集都會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閱讀，但不允許在學堂教學，科舉也不會採納這些“野本”的註解。而不列入科舉參考，就不會有學子關注，除了學者做學問對比研究外，這些注本不需幾年就會消失於流通中，不論曾經多麼出名，都會成為一堆故紙。
所以當年政事堂頒佈《綱目》後，各家學派、各經義學家為了爭奪綱目教材的編撰可謂打破了頭，文史記曰“綱目爭鳴”，這是第二次百家爭鳴，但激烈程度、參與範圍之廣遠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百家爭鳴……最終出來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蕪存菁，淘汰陳腐。
各學派也在這次百家爭鳴中重新審視、詮釋自己的經義，更多回歸到經義創始人建立經義時的時代背景和當初目的，深深挖掘隱藏在文字之後的意義、內涵，更深入的“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章句為解，結合時代的變化，大唐的國情，帝國的需要。
而經義革新又引發了大唐諸子百家對學派思想的審視，衝撞，融合，從高宗四十二年到世宗十五年，持續二十三年，以道儒法墨為首的諸子百家都有了大變化，強國富民，文明道德，繁榮安定，和諧大同，這是不同學派共同的理念。唯有教育才能傳承理念和思想，諸子百家響應世宗皇帝的《興學詔》，踴躍爭先投入興學中，或進入官學任教，或出資辦學，由此帶動了民間辦學的熱潮，各類夜塾學館技校都興起，國民教育全面推開，這就是世宗時期的“國民教育大時代”。
王叔文對國民教育充滿了感情，同樣，對建立國民教育的高宗和全面推行國民教育的世宗也充滿了感情，他認為這是比科舉更偉大的創舉。沒有國民教育，就沒有大唐騰飛的根基，也沒有他們這些眾多平民子弟“鯉魚躍龍門”的機會。
如果說科舉是為寒門子弟架了一座通天橋，那麼國民教育就是一個平臺，它不是通天路，但它更廣闊，起|點也低得多，不需要平民子弟經過千軍萬馬的搏殺就能夠登上平臺，獲得知識改變貧窮和愚昧延續的命運。
王叔文就是百萬平民中改變命運的一員。
他姓王，但跟高門士族琅琊王氏沒有半分關係，是實在的寒門出身，祖上往上數三代，都是國民教育出來的普通士子；往上數到第四代，王家還是越州山陰縣的下等農戶，因為受惠於昭宗時期普及到亭的國民教育，王家的孩子才能完整讀完五年亭學，到下一代也即第三代，王叔文的曾祖父考上山陰縣的縣學，王家才有了第一位士籍。
如果沒有國民教育三年、五年、七年的免費教育和下戶助學補貼，他們王家不可能供出這麼多讀書人；而沒有國民教育的教學資源和質量，以他祖父和父親中人偏下的資質，按以前私塾的教學，就算有錢供出來也就是多讀幾年書，能不能考入州學都難說，更不可能做到州學博士和司業；他王叔文也不可能因為國民教育的體制考入太學，以甲等學業經部試錄官，二十年仕途累進，做到從四品上宗教司少卿，而他才四十歲，還有更錦繡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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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叔文家裡這樣的，只是大唐帝國持續兩百多年的國民教育的一個剪影。無數的剪影融匯成了大唐澎湃向前的血管動脈。
但帝國維持這樣的國民教育必定是巨大的投入，而國家財富的累積不可能一蹴而就，此長彼消，必定延滯其他方面的發展。王叔文曾在戶部任郎官，接觸到帝國預算和支出，就十分清楚了每年的教育經費是一個龐大到驚人的數目，其中免費教育經費和助學補貼就佔了很大份額，如果這些支出投入到軍器監和研究院這引起地方，帝國的軍事和技術可能會更上幾層樓。
王叔文看得清楚，在他之前，帝國高層早就看得清楚，這讓國民教育往縣以下推行以及免費教育年限的增加、增大國民教育權利等受到諸多阻撓，有來自世家的，也有來自從寒門轉為書香望族不再需要藉助國民教育之利的，都認為推行的步子不用這麼大，可以緩一緩、慢一慢。這些理由的確充分，也並不是全從私利出發，但朝廷仍然堅持了下去，這是王叔文洞悉這些詳情後更加感激的原因：這樣的帝國，值得他們終身奮鬥。
王叔文心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進取心，將帝國的強大和自身的前途融合在了一起。而這也是經歷了帝國士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出來計程車人普遍具有的特質，王叔文心想，這就是大唐的國民教育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最大的不同。
“帝國興，國民榮；帝國弱，國民恥。”“國家雖安，忘戰必危！”——這是大唐的教育，以榮辱感，使命感和憂患感為根旨；以“忠誠，榮耀，勤奮，進取，創造”為思想核心，輔之以禮儀品德教育，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大唐的讀書人更具有勤奮、進取精神。
王叔文摸出袋錶看了一眼，已經是人定二刻，這些清掃街道的公民還是不慌不忙的，幹起活來有種散漫感，若是唐人必定是利索的，只需三五人半時辰就能掃完這條大街，但這條街上聚集了大約三十公民慢悠悠的估計要幹一時辰。
王叔文深信勤奮的人才會進取，懶洋洋、幹活散漫的人怎麼會積極進取呢？只會讓日子過得悠閒。他心裡是不認同小富即安的，思忖克里特王城這些公民頗有“富足而安”的心態；大唐的國民如果都是這種心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開拓、進取的帝國，更不可能引領世界。
不過，克里特和大唐不同，它是海洋小國，處在兩大帝國的夾心，太“進取”早就亡了，只能富足而穩。長期的安穩，養出散漫的公民性格就不足為奇了。
由公民性格王叔文又想到大唐的國民品性，唐人也是善良熱情的，也自覺遵守倫理道德，但其他道德卻是要培育。如果唐人主動留下清掃大街會被讚揚有德，但也會被個別人嘲諷“出風頭”；然而在克里特，卻是司空見慣的，大家都認為是公民應該做的事。
這是克里特的公民教育勝過大唐的國民教育的地方。
品德不是人人都有，但公民道德卻是群體規範，當規範成為習慣，就是自覺行為。品德不好培養，習慣卻可以強制形成。王叔文思忖著，高宗皇帝說的“禮儀國民”，應該就是品德國民和規範國民的結合，而後者更容易養成。這種“公民道德”的教育，或許可以引入大唐的國民教育中。
王叔文一邊思忖著一邊徐徐而行。街道很寬闊，但使團行得並不快，一是有公民清掃，二是不斷有公民打招呼。蕭琰和王太子邊行邊談，從克里特的公民教育聊到大唐的教育，從公民道德聊到習慣、禮儀、法律，等等，行到王宮東部的迎唐使館時，已經是深夜子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