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沒有重用方書安，這很正常，也符合他對自己定位。
如果鋒芒畢露的改革，下一個張居正或許就是他。
而朱常洛對於方書安的態度，現在也是不清不楚，或許他真正的機會，是在朱由校羽翼豐滿之後。
再說擺在眼前的事情，明末的“繁華“，後人常津津樂道的，不管是富庶熱鬧的江南，或是貿易繁榮、“資本主義萌芽“蒸蒸日上的福建廣東等地。但是常被很多“精英“無視的，卻是北方的民生。
以山西陝西等西北省份來說，這些地區的商品經濟原本就不發達，推行“計畝徵銀“的一條鞭法，本身風險極大。加上張居正病故後，明朝官場越發人浮於事，好經也終於念歪。
單是萬曆二十二年，以明末顧炎武《肇域志》裡的統計，陝西一省百姓的負擔，竟然因為“計畝徵銀“暴漲了三倍。百姓生活到了“民用困倍“的地步，但這畢竟還是風調雨順的年景。
說起明末的官場，後人常習慣哀嘆“明末政治腐敗“，但是放在明代，與腐敗一樣嚴重的問題是懶政。
拜萬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賜，明朝官場上行下效，別看黨爭的時候精神抖擻，日常政務卻紛紛甩手。
萬曆三十八年，明朝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就曾說過大明官場兩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絕“，二是“士大夫好勝喜爭“。說白了，就是什麼都折騰，就不好好工作。
在這種風氣下，早在萬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時，明朝官場的怪事，也是一撥接一撥：萬曆三十二年時，就有男子單槍匹馬持刀闖入周王府，大咧咧搶掠一番後離開。
為什麼能搶的這麼輕鬆？因為當地的巡撫和知府，都已經缺了三年，根本就沒有主管官員，因此也就沒人管。
藩王都這個遭遇，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比如當時的京城周圍，就是盜賊橫行。
萬曆中葉時的“慣賊“左文俊，一度在京城周邊聚集數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紅紅火火。氣的萬曆皇帝連連頒下嚴旨，但各級官員置若罔聞，一個賽一個混日子，全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承平年間尚且如此，一旦國家出現大亂，後果也可以想。
劉綎到京城後玩命的折騰京營是因為與方書安的一番深談，堂堂大明中樞，武裝廢弛若此，無怪乎被一場農民起義輕易掀翻維持了兩百多年的國祚。
老朱若活過來，大概後繼的皇帝們得一個個撅著屁股捱揍。
原本在京營混資歷的勳貴子弟受不了，平日裡喝著兵血，隔三差五再去青樓和三五個紅倌人聊聊人生，多痛快，如今不僅得經歷地獄式訓練，軍餉的發放也不如以前那般容易插手，新君上位，東廠清洗，監軍太監也換了新面孔。
既受不了，便紛紛動用家裡關係調離京營，劉綎也沒有難為他們，走了也好。
不過麼，那些膏樑子弟也不是省油的燈，裡邊多少人都是在燕王掃北時候留下的根基。
即使大部分在土木堡之後，家道衰落，但是能維持到現在，也是有兩百年傳承的家族。
可以說，老朱搞的軍戶，在這些時代為軍的京營身上更能體現。
因為衛所軍的廢弛，很多邊軍混的不如叫花子。
但是在拱衛京師的京營面前，從軍的待遇還是不錯。
畢竟，虧待誰都不能虧待京營，甚至於在和遼東作戰的精銳，待遇上也比不過京營。
因為有著兩百年的積累，所以他們也有著手眼通天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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