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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平放在膝蓋上。
“你不看看它嗎？”
測試顯示，他幾乎可以將她看做正常人。
“那拉，如果你想證明自己沒有病，最好的方式，要麼證明‘它’是存在的，要麼，你證明給自己，‘它’不存在。”
“我看不見你做的夢，可這並不能證明你不做夢。”
“有誰在醒來後還會做夢呢？人一旦醒來，夢就消散了。很少有人能記住自己的夢。你的夢卻不分白天和夜晚都跟著你。盡管，夢是我們共同的經驗，可噩夢醒來的時候，人是會明白，那只是一場夢。”
“可那不是一場夢，它一直都在。即便在看不見的時候，它也在。淨園，所有盆花一夜間枯死，誰也弄不清楚魚是怎樣一條條溺死的，沒有鳥飛落在這個院子裡，整個院子聽不到別的聲音，蟲鳴聲，甚至沒有一隻耗子，每年，花園裡的草都在瘋長……”
“那拉，這不是證據。”
“什麼才是證據？”
“人證，物證。”
那拉閉上雙眼。
“那拉，我很想幫你。不過，你得告訴我它是誰？我不是問你鬼是誰，而是在問你用幻覺偽裝成鬼的這個人是誰，或者它誰都不是，只是一個創傷經歷。”
“我也想知道它是誰。”
“我們總會知道的。”
華文以這句話結束了這次治療。
接受那拉，是這個測試得出的結果。況且，沒有病人，心理科診室就會面臨關閉的危險。他無法將她推給精神病院，他不願失去第一個患者。這是另一種恐懼。恐懼的種類很多，很龐大。恐懼決定和預示了我們的需要。華文將那張寫有“恐懼”的紙撕下，揉成一團，丟進廢紙簍。
水鬼
夜晚是伴隨著鐘錶的嘀嗒聲，一聲聲來臨的。淨園沒有聲音，鐘表的聲音，是偽裝的聲音，除了讓寂靜變得難以遏制，沒有任何用處。一分鐘過去了，又一分鐘過去了，還有一分鐘，即將過去。此外，便是另一種無聲。一點點動靜。它的動靜。通常，它沒有動靜，它從未發出過聲音，它不屑於這麼做，它知道，當我看見它，一切都來了，單調的腳步聲，水的滴答聲，它逼近時的冷氣與寒霜，它站在牆角注視我時，被拉長的時間。
華醫生確定透過治療，能治好我的幻覺。可惜，他無法看見它，無法體會它到來時，逼真的恐懼。在表針走在21點43分的時候，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回頭，看看一步步逼近的恐懼。爸這會兒放下老花鏡，將媽拉進與客廳相連的房間，他們在竊竊私語。現在，客廳裡只有我，還有我身後的它。他們總在我需要的時候，藉故離開。而它總會出現在這樣孤立的境況裡，給我獨自面對它的機會。我無須回頭就知道，它穿過圍欄、牆壁，站在爸那隻繪著蘭色花朵與藤蔓的大瓷瓶後面。它還在向前走，身體穿過瓷瓶光滑的邊沿，接近我。它寒冰的眼，死盯著我。然後它停下來，站住了。它在等我的尖叫與驚厥。我閉上眼，一切都停止了。這時，電話響了。
我拿起電話，卻聽不到聲音。對方結束通話電話，我握著聽筒，聽著忙音，玻璃的反光裡，它消失了。這次，它出現的時間很短。我沒有驚叫，也沒有弄碎東西。我放下電話，不再說沒有意義的話，我回到樓上自己的房間，將媽關在門外，好讓她一個人專心忙碌著。她開啟每一個抽屜，每一扇櫃子的門，仔細檢查。爸在樓下做同樣的事。他們在幹什麼？他們不想我知道。好吧，我也沒有好奇，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我得想想，為什麼它剛出現，就走了？
爸敲了敲房門，問我睡了沒有。爸還說，如果我有什麼不好的感覺，他就在外面。爸分明告訴我，這一夜是他值班。從醫院回來後，媽就將床鋪從樓下搬到了樓上，睡在我臥室外面的房間。這是兩個相通的房間，又各自獨立。我有一個獨立的陽臺，外間原是我的畫室。自從我被認定病得越來越重後，我從學校帶回的寫生作業都被收起來。他們說，等我病好了，會想到要看這些習作。華醫生說，“把幻覺畫出來”。可是，你怎麼能將那麼恐怖的一張臉畫出來？如果華醫生願意，有一天，他總會看見它。
我在胡思亂想中睡去了。我睡得不很沉。我變成了兩個人，一個走在一條鋪著石子花紋的路上，一個躺在藕荷色的床單上。我走得很慢，像一個被妝容約束的古代女人，緩步前行。我前面還有一個人在走，頭也不回地走。我想看清她的臉，可任我怎麼加快腳步，總也追不上她。後來，任我怎麼使勁，也無法走得更快。我很累，忽然知道自己是在夢裡，躺在床上的人，才是此刻的我。於是我接著睡，陷在厚厚的床鋪裡。
我越陷越深，陷進了水裡。這是一條河流，我想我還是從水裡游上岸吧，但是我不能動，只能躺在水裡。為什麼總是水？這個夢太糟糕了。我在水裡掙紮，試圖叫醒外屋的爸，但爸竟然默不作聲。我掙紮了足夠長的時間，才醒了過來，睡衣早被汗水浸濕。昨晚我沒關上窗戶，也沒有拉上窗簾，卻沒有一絲風吹幹身上的汗水。汗水，是我夢裡揮之不去的河流。
他們願意我一直睡著。
爸習慣早起，我從靠近陽臺的窗戶看見爸剛拿回新鮮牛奶。這是新的一天，但願一切會好。我彎腰撿起地板上的一片紙，是我順手畫下的鋼筆速寫，爸在速寫裡拿著放大鏡賞玩一件小玉器。這張紙軟塌塌的，被水浸過，筆跡模糊，一碰即碎。如果華醫生想要證據的話，這就是。總是這樣，一張信箋，一小片紙，一攤即將消失的水跡，窗玻璃上的水漬，在所有與水有關的夢裡，都能看見這類東西，濕淋淋的，是它曾經來過，卻無法儲存的證據。
棄嬰
苗秀娥第三次坐在心理診室外的長椅上，從編織袋裡拿出一團毛線球，將毛線纏繞在右手的小手指上，起針織一頂帽子。退休後，所有她無法打發的時間，都拿來做這些編織活計。有時快織完了，又將織物重新拆散，團成毛線球，從頭織起。她在陪著那拉，無所事事的時候，就在做這類事。現在，她將毛線和織針帶進了醫院，她的工作，是等待。苗秀娥坐在心理診室對面的長凳上，不時抬頭看看緊閉的房門。
在最初的幾年裡，苗秀娥一直相信，是那個女嬰自己選擇了一個家。選擇了父母，姓氏，還有她的成長之地。她的一聲啼哭讓自己徹底擺脫了棄嬰的命運，也改變了苗秀娥和那兆同每況愈下的婚姻。像一種高效黏合劑，她將他們牢牢粘在一起，時至今日。
女嬰一點一點長大，睡姿還依稀保持著她第一眼見她時的姿態。側著身子，兩只小手重合著放在臉頰旁邊……她第一次見她，她微微閉合雙眼，一滴眼淚掛在長長的睫毛上，像顆露珠。她的哭泣聲，時斷時續。當苗秀娥撥開裹在嬰兒頭上的淺綠色帆布時，她張開眼，安靜地看著她。在嬰兒濃黑的眼眸裡，苗秀娥看見了自己的臉。苗秀娥笑了，下意識環顧周圍。已是黃昏時分，紅樹林裡了無人跡。這是誰家的孩子？看上去不像棄嬰，她沒有棄嬰綿延不絕的委屈與不安。也許嬰兒的媽媽就在附近？但她很快就得出答案，這是一個棄嬰。她是從時間，地點，以及打包裹的方式上看出來的。
苗秀娥離開紅領小學時，已近黃昏。她批改好學生作業，將作業本碼成一個小方塊，拿肥皂洗幹淨手指上的墨水，擦把臉，用一把鐵頭鎖，鎖好從學生教室隔出來的8平米的辦公室，急匆匆趕路。她計劃在天黑前趕回中興勞改農場的父母家。她走過一個村莊，來到一條平整的土路和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的交叉處。她選擇了彎彎曲曲的小路。這是條近道。她走在不時被雜草覆蓋的小徑上，心裡估算，以現在的天氣，即便走半小時一小時，紅樹林也不會完全暗下來。不錯，當她走到紅樹林時，落日的餘輝正穿過一大片核桃樹，在頭頂搖晃。樹林裡空無一人，一群麻雀倏然躍上樹枝，突然而至的鳥鳴聲使苗秀娥心頭一驚。苗秀娥走進這片微紅的光線。在日後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時，她還能清楚記得，那天天黑前，紅樹林裡特殊的紅光。
苗秀娥最先看到的，是一層厚厚的帆布，帆布裡又是一層嶄新軟和的小花布褥子，褥子仔細折疊，將女嬰緊緊裹住，外面又用一條布帶打結。結很難拆散。她將女嬰抱回家後，費了半天工夫也沒能拆開襁褓上的結，只好用小刀割開。帆布外卻沒有任何捆綁物，帆布多餘的布料都被疊進布折的縫隙裡。帆布整齊美觀地攏在女嬰四周，只是輕輕掀動，就看見了嬰兒的小臉。那小臉亮晶晶的，攏著一圈光。不是夕陽，而是女嬰身上産生的光環。
苗秀娥尋找光環，一層層撥開覆蓋物，發現女嬰脖頸上戴著一串五彩石綴成的項鏈，項鏈底端墜著塊鎖子形白石。上面刻著些東西，像文字，又像圖畫。白石下，有個花形胎記。苗秀娥摸了摸這個灰色的胎記，它從女嬰的面板裡凸顯出來。
苗秀娥無法辨識石塊上的這些痕跡。雕刻歪歪扭扭，既不是漢字，也不是圖畫。總之，這東西破舊，沒什麼特點，黑乎乎的，拿起來便失去光亮，成了一堆破爛。它戴在女嬰脖子上，看來是為了遮掩那個胎記。這朵花形胎記並不難看，又沒長在臉上。她想馬上丟了這些石塊，可東西畢竟是嬰兒的隨身之物。苗秀娥將它放回襁褓，放在嬰兒的小花褥與帆布之間。她不能讓這堆破爛貼著孩子的面板。它太涼，太硬，像塊濕泥。
苗秀娥逗弄嬰兒，讓她的小手抓著自己的手。嬰兒餓了，小嘴吮吸著她的手指。她等了一會兒，又喊了幾嗓子。她等了又等，不見迴音，便抱著女嬰繼續趕路。她得加快腳步，天很快就要黑了，而餘下的路還有很長一段呢。後來，她走上一條披星戴月的田壟，田壟兩邊是齊腰高的將要收割的小麥。苗秀娥放慢腳步，心裡既不安又高興。最終，孩子是這麼回到她身邊的。她得記住這個日子這個時刻，這是她的生日。當然，孩子的生日應該早一些，是一個月前，或者一個半月前，這並不重要，對她來說，她的生日就在今天，1973年5月21日下午5時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