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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欲曉，朝雲出岫，大角山已現清晰的輪廓，天後宮的鐘聲從高遠處縹緲傳來，宛如天籟之音。伶仃洋海面上風平浪靜，晨霧清繚，成群的海鳥在空中展翅翺翔，時而俯沖下來，捉一條小肥魚銜在嘴上，然後撲扇幾下翅膀，在海面一掠而去。
景春帶著幾個年輕夥計從英吉利人船上下來，“秉鑒哥，裡外都仔細搜查了三遍，確實是再尋不到一株茶樹的影子，就連半截枝杈也是找不到。”
“嗯。”
伍秉鑒略顯疲憊地點點頭，用沙啞的聲音說道：“告訴單掌櫃讓開一條路，放他們走吧。”
洋船灰溜溜地走了。
無風，帆布低垂，船走的很慢。
走出了一段距離，那大班沮喪地出現在了船尾，眯著一雙無神的眼睛痴呆地往伍秉鑒這邊望著。他昨晚好像經歷了一場夢魘，到此時還沒有在那恐怖的境界中完全清醒過來。他讓船員找來一支貯水筆，在他的航海日誌上寫下了這三段話：
我在伶仃洋上被足足圍困了一夜，船的四周都是燒紅的火把和中國人憤怒的眼睛，說真的，我害怕了，發自心裡的那種恐懼，那樣的情景什麼時候出現在腦海裡，都讓人不寒而慄。
和我們想的不一樣，中國人在商業上的頭腦不是矇昧無知，相反，他們很精明，有長遠眼光和計劃；性格大度、忍讓，但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懦弱；十三行的行商在茶樹這件事情上表現得很團結，意志堅定並且勇敢，特別那個伍秉鑒，他有不怕死的精神。
至此，我們在茶樹上的所有美夢都已被擊得粉碎，我認為至少現在和未來一段時間裡，我們不可以再去做這樣的夢，那是一種非常冒險可怕的行為，結果也可能註定失敗，若果真想再次嘗試，我認為至少等那個伍秉鑒死了才行。我也不知道回到加爾各答怎麼向東印度公司和總督韋爾斯利交差，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原諒。
這位大班或許天生不是一個做神偷的材料，但他可能是個具有天賦的預言家——此次陰謀被挫敗之後，東印度公司徹底放棄了這個非分念想，在以後的四十五年間，再也沒有打過偷盜茶樹的主意。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吉利人才再次啟動這個天大的陰謀計劃，一個叫福鈞的蘇格蘭人受時任英吉利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的指派，經過一番細致的喬裝打扮秘密潛入福建、安徽等地的茶園，用三年時間盜取了大量優質茶樹種子，他將這些茶樹種子放在栽植小桑樹的箱子裡，在上面蓋上大約半寸深的土，然後澆水，使其在裡面發芽生長，為偷盜行為做了最好的遮掩。在此期間，他也打探到了諸多製茶工藝和流程，並在離開廣州時帶走了熟練的製茶師傅六人，製作茶葉罐的工人兩名。鹹豐元年1851）三月，當“瑪麗伍德夫人”號蒸汽船抵達加爾各答時，那些茶種已經長成了密密麻麻的小茶苗，仔細查數，竟然有一萬二千株之多！福鈞將其分成二部分，分別移栽到地處印度東北阿薩姆喜馬拉雅山麓的阿薩姆溪谷和印度西孟加拉省北部喜馬拉雅山麓的大吉嶺高原，從此以後，這兩個地方成為繼中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大商業茶葉生産地區，“阿薩姆紅茶”和“大吉嶺紅茶”漸漸成名並在歐洲市場大行其道。1866年世界茶葉貿易中心從中國轉移到了當時在英吉利殖民控制下的印度，至1903年前後，中國茶的對外輸出已不到全球貿易量的一成，徹底失去了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能力和壟斷地位。福鈞作為一個臭名昭著的“茶樹大盜”，他一手策劃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業偷盜案，由此他也成為了史上最大的商業間諜。
洋船駛離後，夥計們紛紛跳到小船上開始打撈海面上漂浮的茶樹，直到最後一株樹木被拖拽到船上才算是鬆了一口氣，可已都累得大汗淋漓筋疲力盡。抬頭看，日上三竿。
再次揚帆，四十艘船組成的船隊浩浩蕩蕩地返回了南亭碼頭。
伍秉鑒與潘有度、盧觀恆等同行分手後返回了家中，剛到大門口，就見大奶奶、吳氏、陸進等人在張望。見到秉鑒，眾人都是上來問長問短。不用秉鑒說什麼，秉釤自然都代他繪聲繪色將昨晚來往經過說了一個詳細。秉鑒已是疲乏至極，回到房裡蒙頭大睡，這一覺睡得踏實香甜。
午後，伍秉鑒出了房門來到前院，見到兩個咪唎堅人在那裡不安地走動，他走了過去，“賴恩先生，你不是早回波士頓了嗎？”
那個被稱為賴恩的人支支吾吾地回答說：“伍浩官，我、我，暫時回不去……今天我帶朋友來是求您再次幫忙的。”
“奧？那請到廳裡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