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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張知秋糾結地於寒風瑟瑟中悲秋傷日之際，從大同到太原、乃至於遠在北直隸地面上的京師，卻正是風起雲湧、暗流激蕩之時。
如今忻州城的衙役、捕快們是最忙的了，一場大戰下來，數百草原馬匪竟然就此隱匿無蹤，匪首“半天雲”也是生死不明！
大同總兵胡雲峰賭咒發誓地保證，大同防線固若金湯，絕對沒有一人、一馬從大同邊軍地防線上偷越過去；而他的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大同軍鎮其他將佐們的背書。
在此次大戰發生之時，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軍務地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魏雲中正在大同督軍，而他也採信了胡雲峰地這一說法。
雖然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並未行文上報京師，但忻州、大同周邊的幾個府、州、縣，卻是心知肚明、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大規模的“緝匪捕盜”。
在大明的政府體制中，衙役們處於最底層，雖然普通老百姓如今已是把他們看做是“官老爺”，但實際上，他們卻是根本就不入流地“役”，根本就不屬於政府官員序列。
換句話說，這些衙役們，用現代的說法，都屬於是政府部門編制外的臨時工。
一般而言，在大明每個級別的政府機構中，通常的日常工作，基本都是歸於各個吏員來處理的，他們雖然也算不上是官、沒有品級，但好賴還算是官府承認地官方人員。
而衙役則根本沒有官方身份，只屬於為衙門地服役性質，這些人負責衙門的站堂、緝捕、拘提、催差、徵糧、解押等事務，即所謂的“三班衙役”。
近些天來張知秋在街上閑逛，倒也沒有人來聒噪與他。
張知秋身形高大，在這時代絕對也算得上是“相貌奇特”之人，作為衙役，這些眼皮子最雜之人在幾日來，倒也識得了這個傳言中東城孫木匠家的“贅婿”。
而看著滿街亂走的衙役們，張知秋卻也是在暗暗稱奇：這忻州城看著不大，竟然養得起這麼多的衙役，倒也有些讓他感到意外。
一般而言，大明地各級政府對於衙役的正式編制也是有規定的，但這些如今都早已被流於形式：一個上等縣的編制，按規定只有寥寥數十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夠的。
實際上，從京師地各大衙門到地方上的各級政府，其衙役數量都是大大地超過了編制的，但這些超編人員，理論上就都要由用人地部門、以及當地的官府來解決他們的薪水問題了。
這個問題，在現代也還是一個頑疾：各級政府所承擔地人頭費用越來越多，而幹活的人卻是臨時工越來越多。
不過，在薪資來源方面，大明與現代還是有著明顯地不同的，在這個時代，這個問題卻完全都是由衙役們自己來解決的。
事實上，這些衙役們也不靠工資過活，他們地主要收入是來源於各種“規費”，也就是那些所謂地“手續費”、“保護費”之類的半公開隱形收入。
不過，張知秋有些奇怪的卻是這些衙役們的“身份”問題——就如同在現代剛剛改革開放時的商人們一樣，他們的實際生活高，但是社會地位低，而且還被一般人所“看不起”。
這是一個理想與現實相背離的時代：理論上，商人們的社會地位低於農民，作為“準公務員”的衙役社會地位低於平民。
而事實證明，這基本上全都是在扯淡。
大明衙役的身份分兩種：相對沒什麼“實權”的民壯、庫丁、鋪兵為良民，反而那些手握重權的皂、快、捕、仵、禁卒、門子，卻是“賤民”。
在明朝，這些“賤民”地社會地位與倡優奴婢同列，而其中作為“公安人員”地捕役，其社會地位又在其中位列最低。
所有“賤民”衙役，包括其三代子孫都不能參加科舉，也不準捐納買官，向來為士紳所不齒，而有些平民家庭，則根本就嚴禁子孫從事衙役。
換句話說，如今那些在大街上可以隨意被衙役們所欺淩地農民和小市民們，在理論上他們的社會地位卻是要比衙役們高的。
不過，只要想想這個時代就連許多皇族都是要上街討飯了，張知秋也就決定無視這一切無聊的階級分類，還是按自己記憶中的那套現代邏輯來處理好了。
以張知秋這些天的觀察，忻州城至少數百人的衙役是有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在這些恥高氣揚的人中，其實絕大多數根本就連這政府部門地臨時工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