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在這方面，那些被請來的專家學者與國外的那些工作人員是有很大認識性分歧的，要平衡他們之間的選擇與關係，陳康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做溝通協調的工作。
“如果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只是給我們本國的國民觀看，那根本就沒有必要我來做，隨便找一個有十年工作經驗的導演，再加上你們的指點和指導，就可以完成了，甚至弄成一部你們來講解的紀錄片即可。然而那不是我們的目的，音樂只是一種表現形式，電影手法的使用也只是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希望透過多種元素的融合，讓國外的觀眾和人民有興趣看，有興趣聽，只有他們的興趣提起來了，我們的文化才能潛移默化中被他們認可和接受。軟實力要是僅僅存在於內部，那就很難稱得上是實力。美國的軟實力為什麼會那麼強，就因為他們對美國文化有多種表現形式，而且這些形式還是適應時代傳播手段的，是被人們願意接受和認可的。主席當年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為什麼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怎麼就不用呢？幹嘛一定要抱著原汁原味的固執。別說國外了，就看看我們現在的戲劇，在原汁原味的情境下，還有多少年輕人喜歡看喜歡聽？越來越少，越來越少。這方面的經驗我有，雖然我們做的是類似於藝術片，可是，用商業片的手法來包裝，我認為是很可取的......”每次要說服那些上了年紀的學者專家，陳康傑都得不厭其煩，苦口婆心的給他們一番又一番的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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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康傑真切的感受到，要說服年輕人很容易，可是要讓一些固執的老年人隨著自己的指揮棒起舞，非常非常難。何況那些專家學者，常年研究古代歷史和文化，有些已經被薰陶得像是老學究了。
而陳康傑並不能說他們錯了，在這方面的選擇上，是無所謂對錯的。他們希望儘可能的將一些故事講深講透，希望國外的受眾可以瞭解到真正中華文化的源頭和深度。
然而在陳康傑看來，別說是國外觀眾了，就連我們本國人，也難以做到，他們希望的那種東西拿出來，也許在國內都難以被普遍接受，因為並不是每一個國人都有那麼深的文化素養，那就更別說與我們在文化上、習慣上、思維理解上都大不同的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比如《紅樓夢》其原著大多數國人都難以看透，那麼我們還能指望老外們比我們更加看得懂那樣的一本鉅著嗎？
那些老專家學者，或許是固執了一些，但是也並非完全不可說服，尤其是陳康傑本身就口才了得，再加上他成就卓著，他的話會比一般的導演更具有說服力，再加上在與陳康傑的相處和交流溝通當中，他們對陳康傑本身的豐富學識也是讚歎佩服的。
不說別的，就他們引用的一些經典，只是說了一遍，陳康傑就能倒背如流，而且理解上也做到了入木三分，單單這一點，陳康傑就擁有了強有力的說服他們的資本。
為了迎合年輕人的口味，在音樂樂器的使用上，陳康傑並不侷限在古箏，二胡，笛子，嗩吶等這些方面，現代的西洋樂器，陳康傑的音樂中也需要廣泛使用，甚至於，一些地方他還使用了rap和口述的形式。
第一遍看起來也許會覺得不倫不類，但是再看一次，就會覺得確實很新穎，雖然形式是古典與現代結合，但是裡面的詞彙，倒是真正的做到了原汁原味。
詞彙的原汁原味，又讓陳康傑遇到了新的難題，那就是翻譯。
無論是我們的古詩詞還是成語，甚至一些古文的用法，要精闢的翻譯成英文，或者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那真是傷透了無數翻譯家的腦細胞。
這次的歷史音樂劇，陳康傑不打算用外文，而是地地道道的漢語文字演唱，陳康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只有用我們的傳統漢語，才能將其中的文化精妙給演繹出來。可是既然要宣傳推廣出去，那翻譯出英文字幕，法語字幕，阿拉伯語字幕以及西拔牙文字幕等等就不可或缺。
為了將翻譯弄得恰到好處，陳康傑不僅找了京城外語學院的好幾位教授幫忙當顧問，工商大學外語學院，京城大學外語學院的一些有名翻譯老師陳康傑也常常找他們徵詢意見。甚至陳康傑還找了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學社的中文文化專家協助。
我們不要以為外國人對我們的研究都全部膚淺，實際上，費正清研究所對中華國的研究已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們中的一些研究人員對中華國的研究超過三十年。這些人不但真正的精通外語，也精通中文，甚至他們中很多人看的《史記》就是古文版的。
這兩個研究機構的區別在於，費正清研究所側重於中華國的近現代，而哈佛燕京學社側重在古代。
陳康傑的第一部取名為《開天闢地》，一方面是描述中華民族的源頭，結合盤古開天地的意思，另一方面，陳康傑實際上也在說，他做的這件事，是開天闢地沒人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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