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東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裝力量之外，還有一批為地方豪紳所掌握的所謂民團、大團等反動武裝，如遼陽劉仁堡民團、遼中北大會、鐵嶺大團等等。他們打著保境安民的幌子，實際上與敵偽沆瀣一氣，為虎作倀;見日軍就開門歡迎，見抗日軍就閉門不納，甚至加以襲擊。他們都是東北人民的死敵。
東北義勇軍在抗戰期間，曾經受到全國人民的熱情支援和援助。全國報紙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報道了義勇軍的抗戰事蹟，國內外各階層人民源源不斷地捐助大批的物資和款項。東北當地人民更為支援義勇軍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江橋抗戰時期，群眾自動幫助馬占山部隊挖掘戰壕，鐵路工人晝夜不息，輸送軍隊;昂昂溪車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資，堆積如山。哈爾濱保衛戰發生後，哈市市民協助守軍趕築巷戰工事，捐助軍用物資。蘇炳文在海滿宣佈抗日，札賚諾爾礦工立即自動捐獻工資，以助軍餉;滿洲里召開市民大會，附近各縣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爾舉行會議，表示支援。各地農民和青年學生參加各部義勇軍，直接拿起武器抗擊敵寇的，更難以勝數。這些事實，都充分表示東北和全國各地人民對義勇軍的抗戰所給予的巨大支援。
不足
東北義勇軍也有許多嚴重的弱點。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領導人物大多數都是一些舊軍官，他們在政治上是落後的;他們之間派別繁多，非但不能團結一致，而且意見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併;他們所率領的部隊成分複雜，有的紀律很壞，往往抗敵不足，擾民有餘。這樣，他們就不僅沒有能夠擔負起領導群眾進行抗日鬥爭的任務，而且嚴重地危害群眾的利益，從而影響了廣大群眾支援義勇軍的積極性。
由於東北義勇軍存在著這些弱點，他們雖然在東北淪陷初期曾經風起雲湧，盛極一時，並且予日寇以相當的打擊;但是在敵軍全面進攻、各個擊破的壓力之下，為時年餘，便陷於土崩瓦解，煙消雲散。有些領導人物如丁超、程志遠、王之佑等甚至出賣民族利益，變節降敵。
東北義勇軍從興起到失敗，它的面積甚廣，系統又多，變化起落也很複雜。我當時雖然參加過一部分義勇軍的組織工作，對於全部情況也並不完全清楚，況且已事隔三十年，現在要把它的整個過程作一個全面的追述，是相當困難的。下面所寫的內容，錯誤和遺漏在所難免，希望熟悉當時情況的同志加以指正。
敗退原因
東北抗日義勇軍作戰圖東北義勇軍興起之時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最高時〔一九三二年夏〕達三十萬人上下，乃一經敵人進攻，便節節潰敗。到一九三三年初，義勇軍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敵軍消滅，殘滅部分如李春潤、鄧鐵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後，也完全被消滅。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對於東北武裝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還沒有施行那些以後用來對付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保甲連坐、經濟封鎖、“三光”政策等殘酷手段，而且當時在東北各戰場活動的敵軍有多門第二師團、坂本第六師團、西義一第八師團、廣瀨第十師團、松木第十四師團以及鐵道守備隊等，固然義勇軍裝備和訓練遠不如敵，但人數上則是敵人兩倍以上，主客形勢又對義勇軍有利，但歷時年餘，義勇軍卻逐漸勢弱。其主要原因約不外下列三點首先，東北義勇軍是以舊軍隊為基礎所組成的自發武裝抗日力量，領導各部義勇軍的都是一些舊軍官，他們雖然在東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為形勢所迫，起而抗戰，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大多數是落後的，他們對於抗日救國並沒有信心。他們雖然一面抗戰，但是一面仍然希望儲存實力，靜候國聯制裁日寇。馬占山通電曾說“明知勢孤力薄，難支大廈”;蘇炳文通電也說“倘再堅持，勢將同歸於盡。”這些話都表明他們的抗日思想是動搖的。各部之間，彼此觀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於“徒損實力，無濟於事”的儲存實力的想法在作祟。他們的思想既然沒有武裝起來，他們的軍事行動就不可能有政治靈魂，從而他們一遇到困難挫折，自然就不能堅持下去，甚至有人變節投降，作了漢奸。
義勇軍的將領們因為在政治上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他們在軍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們在當時環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規，襲用正規軍的陣地戰的戰略戰術，不知採取游擊戰爭。因此，他們作戰時，一經敵軍迂迴抄襲，頓即陷於包圍，全線潰敗。江橋戰役和海滿抗戰的失敗，即其顯例。至於收編的鬍匪，則在對敵作戰時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慣技，更無戰略戰術之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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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脫離群眾也是東北義勇軍遭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它是以舊軍隊為基礎和大量收編鬍匪所組成的，雖然也有不少農民和各階層抗日群眾參加，但是它在本質上並不是人民的武裝。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為。因此，它也就不能聯絡群眾、依靠群眾，甚至還脫離群眾。
東北義勇軍各部往往濫發空白委任狀，濫收鬍匪;有的委任貪官汙吏，縱使搜刮人民，藉機發財;還有部分軍隊紀律很壞，尤為東北人民所不滿。舊奉軍原來的紀律本已不夠好，時有擾民情況，但是多少還能保持舊軍隊的紀律;至於收編的鬍匪，更是紀律蕩然了。例如李海青部進入大賚縣城時，將商店搶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把農民的馬匹全部牽走，見著行人就強換鞋帽，拿不走的東西丟棄滿街，甚至還有強拉青年婦女成婚之事。後援會委任的義勇軍司令武中原不去東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門外旅館大賣委任狀斂財。甚至還有義勇軍到北平後，竟有在北新橋、東城一帶進行搶劫的。因此，許多地方的群眾，往往一聽到義勇軍要來，便堅壁清野，逃避一空。象這樣嚴重脫離群眾、危害群眾利益的隊伍，怎麼能不失敗呢?
最後，各部義勇軍互相之間，不能團結一致，合力禦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衝突，也是它的一個致命的失敗因素。江橋之戰，盯李、馮各部按兵不動;及至盯李、馮在哈爾濱和敵偽發生戰鬥，馬也坐視不救。最後到蘇炳文抗日的時候，已成了孤軍奮鬥的局面了。而吉林的義勇軍劉萬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長馬憲章擊斃，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憲榮不和，唐聚五和東邊的將領鬧意見，到北平後還公開地互相攻訐。遼南、遼西各部亦有自相火併、大魚吃小魚的互相殘殺行動。
除了上述原因外，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敗的主要因素。當時國民黨政府如能出兵東北，堅決抗戰，這三十萬抗日部隊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結果當不至如此。
大轉移
1931年918事變時，張學良下令不得抵抗，他認為日軍僅僅是挑釁而不是大規模發動戰爭。部分東北軍隊紛紛敗退，但一些愛國將領、地方士紳及鬍子部隊，紛紛行動起來打擊日軍。但因種種原因，東北抗日義勇軍遭遇不利局面，一些義勇軍不得不進入關內休整，但是最北面的抗日義勇軍卻前退兩難，後退是蘇聯，前面是洶洶日偽軍。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關注這支部隊的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進行了艱辛的談判，最後，雙方議定東北抗日義勇軍經過蘇聯西伯利亞區域，轉折進入中國新疆，途中，蘇聯政府提供便利保障，國民政府支付三百七十萬美元，作為此次轉移的費用支付給蘇聯。這部義勇軍出發時四萬多人，其中家屬嬰幼兒一萬多人，到達新疆後，軍隊殘餘1萬多人，家屬僅有5千人，家屬和部隊全數不足二萬人，其中在距離新疆200公里處犧牲尤多。期間，由於食物不足，曾發生“易食”現象，國民政府提出增加美元請蘇聯政府提供更多食物，但蘇聯政府自己部隊的供應尚且不足，此事已經不是美元的問題了。在距離新疆國門不足200公里的最後一段路程中，因心理放鬆，許多義勇軍憋著一口氣鬆懈，眼看歸國有望，犧牲萬人之多。此乃我中華民族歷史悲壯慘烈之一幕也。
入境後，新疆地方政府和人民熱烈歡迎義勇軍將士，將士被熱烈歡迎的新疆群眾緊緊圍住，行軍速度大大減慢，日行二三里，一些新疆各族人民群眾更是為此不計成本而傾家蕩產，或負債累累而不計。如一家史姓家族，把自己的財物換成食物，供給大軍食用。而錫伯族根據清政府指示由大東北遷徙新疆守邊，乾隆皇帝原本答應他們70年後到瀋陽生活，但清王朝滅亡了30年，這些錫伯族也沒有遷徙瀋陽，有朝一日見到來自家鄉的親人，無不熱淚盈眶，錫伯族群眾緊緊抱著衣衫襤褸的義勇軍將士官兵，淚流滿面不肯撒手。
義勇軍到達新疆後，高階將領希望借道回到抗日前線，新疆地方政府希望留在本地，而經歷重重磨難的部分軍官和士兵擔心國民政府歧視等，於是就留在新疆，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編為9個騎兵團和炮兵大隊、戰車大隊、工兵隊、通訊隊、教導團，分別駐守南、北、東疆廣大地區;另外以東北抗日義勇軍為骨幹，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個邊卡大隊。此後，以東北抗日義勇軍進疆和整編為標誌，新疆開始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強大威懾力的現代化軍隊，新疆的邊防事業也進入了一個“守邊固防“的新時期。如中印交界處的賽圖拉哨所，原本安排邊防軍一百餘人，經義勇軍補充後，安排200餘人參與邊防，防止英軍滲透進入中國境內，保證中國西部領土在《中俄伊犁條約》後不再丟失領土，也及時預防了克什米爾問題牽涉到中國境內。
轟轟烈烈、自發起來的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雖然很快地失敗了，但當時參加義勇軍的廣大將士的愛國熱情是值得我們尊敬的;而在抗日戰鬥中犧牲了的烈士們更是永遠受到中國人民歌頌的。同時，他們的失敗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堅持東北十四年的抗日鬥爭及以後八年的全民抗日戰爭提供了經驗。因此，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義勇軍的抗日事蹟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分別加以整理，既要肯定他們的成績，也要指出他們的缺點，作為信史存入我們偉大祖國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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