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3日，陸徵祥等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10日，清軍王懷慶鎮壓灤州起義。1月12日王公會議，奕匡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並與良弼、鐵良、毓朗等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1月16日，在養心殿的東暖閣裡，袁世凱對隆裕太后講了法國大革命中法國皇室遭遇的屠殺，提出了退位的問題。當天，袁世凱在下朝的路上，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會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1月20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向袁世凱提交了清帝退位優待條件。1月22日，隆裕召開御前會議，載澤、溥偉等宗社黨成員仍竭力反對共和，他們建議隆裕用宮中金銀作犒賞向亂黨開戰。隆裕並未同意。同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宣告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聯名致電內閣、軍諮府、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軍已答應對清朝皇室、王族及滿蒙回藏各族的優待條件，陳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將領46人聯名電奏，要求立定共和政體。當天，宗社黨強硬派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此後，親貴們或請假，或出走，來上朝者寥寥。當時部分王公跑進了東交民巷，奕匡父子帶著財寶和姨太太搬進了天津的外國租界。到2月2日為止，各方請求清帝退位的聯名增加到50人。
清帝退位
宣告退位時的皇帝溥儀和攝政王載灃1912年2月2日，清廷舉行御前會議，會上決定退位，以取得革命黨人的優待條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凱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條件。要求共和的第二電，專致“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聲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2月10日，南京參議院透過《清室優待條件》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待條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全文)。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心殿舉行最後一次朝見儀式，頒發遜位詔書。直至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諭釋出。隆裕對內閣全體說“我們先辦了這事，我再見他們，免得又有耽擱。”於是將遜位詔書蓋印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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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年2月13日，孫中山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中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堅持遷都北京。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透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透過內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外國列強的支援武昌起義之後，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國列強保持了觀望態度，並試圖從或武昌政權中尋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來支援。直到此時，各強國才開始陸續承認中華民國。8月，宋教仁牽頭組成了當時中國人數最眾、規模最大的政黨國民黨。
第一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弒身亡，袁世凱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極大的轟動效應，他的被刺使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建設計劃幾乎破滅，國民黨也一時分裂和沒落。
1913年7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被袁擊敗。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袁就職之後，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斷絕了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獨立的企圖。同時袁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但是袁世凱1915年廢共和稱帝，遭到反對，引發護國戰爭，旋即宣佈取消帝制。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的時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孫中山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
影響
廢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則認識到要救國必須革命，要想救亡圖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權。
隨著封建帝制的廢除，依附於封建帝制的種種醜惡制度也被次第掃除，例如世襲制度、太監製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呼聲在中華大地迴盪。空前的民主氣象，競辦實業的浪潮，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並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正因為如此，當袁世凱、張勳先後復辟帝制時，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群眾的堅決反抗。
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衝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籠。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不但從行動上堅決地打倒皇帝，並從輿論上對君權神授觀念和皇權思想進行鞭撻和批判，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的思想解放，為探索救國興邦的道路開啟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傳播了民主思想。早在興中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視學習和傳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學，特別是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說、共和政體和自然科學。他們透過宣傳天賦人權的學說，使人民能理直氣壯地爭取民權;透過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使人們瞭解“自由、平等”的涵義;透過介紹西方政黨制度，倡導發揮新型政黨的作用。這些有關民主和科學的學說，成了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傳統封建文化和進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為建立民主共和國做了思想準備。
除舊佈新
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習俗的除舊佈新。辛亥革命的實際政治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帶來了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面貌為之一新。正是這些新的變化，開啟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閘門。
辛亥革命不僅召喚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到來，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啟了通道。陳獨秀和知識界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繼承和發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把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推向了嶄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初，隨著一批覺悟知識分子的產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湧現，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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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的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都受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和啟蒙，然後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經濟發展
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啟蒙革命
武漢地區的軍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義造成的革命形勢是反動力量無法扭轉的。武昌起義後，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風暴席捲神州大地，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儘管以後還出現過幾次短命的復辟醜劇，武昌起義終究導致了中國2000多年來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國際影響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辛亥革命首義紀念碑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域性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引領革命
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以孫中山的後繼者自勵，從來都尊崇孫中山為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的發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孫中山及一切革命者們憧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變為現實。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大，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紀念碑辛亥革命雖然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進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風浪中，隨機轉投向了革命而獲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構建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數人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未給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根本利益。
男女平權
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後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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