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彼得堡，陸徵祥認識了比利時駐俄公使的一個親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親均系比利時的高階軍官，她本人舉止嫻雅，又有幾分家傳的剛毅。陸徵祥對培德一見鍾情，一生都敬愛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陸徵祥則清瘦且個頭不高，那種年代，這種涉外婚姻的確罕見，他們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稱奇，他們婚後一直無子女。在他們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無怨無悔地分擔陸徵祥承受的種種誤解和中傷。在他任駐外公使時，培德幫他與各國外交官員聯絡周旋;他回國後，培德也恪守中國習俗不出門，不入社交。二十七年裡，他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陸徵祥任外交總長，培德也跟著回到中國。由於培德深居簡出，許多人都以為陸徵祥的太太不願來中國而願留在國外。那時中國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動的，陸徵祥素來喜歡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個人從事這運動了。據陸徵祥的回憶錄，當時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說“陸總長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飯，整天在外轉悠。”
夫人去世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陸徵祥馬上辭去公職(他當時任中國駐瑞士公使)為夫人守喪。次年，他送夫人靈柩回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培德下葬後，陸徵祥的紅塵生活也結束了。1927年7月5日，他進了本篤會的聖安德魯修道院，同年10月，他經過更衣禮後成為一名初級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過發終身願禮後成為正式修道士，後升為司鐸，1945年被教廷封為聖安德魯修道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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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發願進了修道院後，世俗的一切似乎都離他遠去了。
強烈呼籲
二次大戰中，日本侵略了中國，遠在歐洲的陸徵祥無法心如止水。他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並以“木蘭”為筆名撰寫文章，向歐洲婦女介紹中國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籲世界人民支援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鬥爭。他寫道“我們中國為求自己生存而戰，也為儲存文化和文明而戰，我們中國是在為全世界的公義和利益而戰。”
他呼籲道“不要間接地幫助日本空軍殺害我們?你們為你孩子買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錢馬上就會變成上千上萬的炸彈落在我們國土上?使我們幼小的孩子慘遭殺害……”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佔領了比利時後，聖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軍的軍營，修士們全被趕出修道院。在那些歲月中，陸徵祥和比利時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許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組織人們一起禱告，藉此與大家互相鼓勵，通報訊息，因此還被蓋世太保抓去審訊。蓋世太保向他宣佈不得以任何方式組織聚眾佈道。陸徵祥一直沒有退縮，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們一起，走到民間，以他們的方式點燃人們的希望，堅定人們與法西斯抗爭的信心。
二戰結束
1945年，二戰結束。陸徵祥無限感慨地寫道“我初涉外交之時正值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踐踏的祖國領土主權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長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對他說“中國佔去了你一半的心。”他無力說話，卻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說“中國佔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篤會規定，修士死後不得擺放花圈輓聯，故陸徵祥的追思禮拜上靈前無他物，僅有比利時國王送一花圈，還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幾十個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長，陸徵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國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這裡了。
夫人
陸徵祥的夫人是一位比他大22歲的比利時人，陸氏一生受她影響很深。她去世後，陸徵祥就去比利時作了洋教士。
陸徵祥的夫人叫博斐培德，比利時人，其父與祖父均為比利時的將官。陸徵祥在比利時留學時，認識了博斐培德，並深深地愛上了她。儘管她比他大22歲，陸的親友與頂頭上司都極力反對，他們倆還是在俄國結了婚。由於培德年紀比陸徵祥要大，又出身於名門世家，家教好，舉止大方，交際活潑，因此，她很快在俄國外交界成為名人，在俄宮成為貴賓。這又使陸不得不佩服敬愛。袁世凱當大總統期間，曾任命她為總統府禮官處女禮官長，負責招待各國使節夫人。因為她熟悉國際禮節，兼通中、英、法、俄、比等國語言，所以工作相當稱職，頗獲各國使節夫人的讚頌。後來，她因不滿陸徵祥受袁世凱脅迫簽訂的《二十一條》，而侮於國人，故不得不辭職，這也可以看出她的節操，高出其夫。
1933年，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彌留之際，寫下了一封遺囑給陸徵祥，感人極深。信中說“子欣，我的病大概沒有希望了。親愛的，你平生一切都對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認為最不光彩(即簽訂《二十一條》)。你這件事不僅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的國家，並且對不起上帝。我死之後，你最好趕快到比利時從前我讀書的學院的教堂裡去服務，也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還可望到天國去。永別了，子欣!你的培德。”陸徵祥看完這篇遺囑後，痛哭流涕，悲痛欲絕，絕食三天之後，便赴比利時的修道院作教士去了。從此不問政治，一心修行，後來當上該修道院的院長，直至1949年去世，未出修道院一步。
外交貢獻
陸徵祥貢獻卓著的是中國現代外交體制的建設。1912年10月8日國會透過的“外交部官則”，即是出自陸徵祥手筆。外交部內設“一處一室一廳四司”秘書處、參事室、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部長下新設一次長，四秘書，分管英、日、法、德相關業務，參事則負責法規與條約之研究草擬。
陸徵祥主掌外交其間，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陸就職後另訂《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先將所有部內留任人員免職，再重新依照專業考核，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袁世凱之侄兒也因此離任，顧維鈞則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國即被延攬入部。至於外館，陸徵祥廢止了清代由大使統籌包辦使館人事與財政權的舊規，外館預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撥決算，外館正式人員皆須經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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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中央各部專業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獨秀，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從而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陸徵祥居功最大。
陸徵祥最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條》與《凡爾賽條約》的簽訂，因此導致的負面評價往往歸罪於他。但實際的情況可能更為複雜。
一、據較為嚴謹的研究和報導指出，中日“二十一條”的簽訂，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總統袁世凱直接施壓曹儘速簽約，而參與談判的陸徵祥則幫助取消了最為不利的第五條條款(關於二十一條，也有意見認為是日本施壓宣戰，袁世凱被迫接受部分條款)。
二、1919年率顧維鈞(駐美公使)、王正廷(廣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駐英公使)、魏宸組(駐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會(巴黎和會)。由於山東問題爆發，日本堅持繼承戰敗的德國之權益，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戰勝列強不顧中國反對，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國國內巨大抗議聲浪與政府訓令下，中國代表團最終未能簽署和約，成為戰勝國中唯一未簽字者。坊間流傳之認識是，陸徵祥在和會後期並未主持中國使團工作，因此抗拒簽署的正義表現多被歸功於顧維鈞。
1945年曾有中國記者至比國採訪陸徵祥，據報導陸徵祥曾對未來國情提出簡短而著名之警語“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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